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下或簡稱《宣言》)是世界范圍內最為重要并且傳播最為廣泛的人權法律文件之一。它的起草完成和最終通過是聯合國各成員國共同努力的結果，尤其與當時負責宣言具體起草工作的起草委員會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起草委員會由八位成員國代表組成，他們是起草委員會主席、美國代表埃莉諾?羅斯福，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起草報告人、黎巴嫩代表查爾斯?馬立克，法國代表勒內•卡森以及澳大利亞代表威廉?霍奇森，智利代表埃爾南?圣?克魯斯，蘇聯代表亞歷山大?博戈莫洛夫和英國代表查爾斯?杜克斯。在這八位成員之外，時任聯合國第一任人權司司長的加拿大代表約翰?漢弗里作為起草的組織者和協調人，也加入到起草委員會中。在兩年艱苦的起草工作中，代表們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很難斷言誰的貢獻更大一些。“即使是經常在諸多方面固執(zhí)、刁難的蘇聯代表，也提出了極有價值的建議”。①在他們之中，勒內•卡森是《宣言》起草的關鍵人物之一。
勒內•卡森(1887-1976)是法國著名的法學家和大法官，他出生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由于他在《宣言》起草工作中的貢獻和人權領域的成就，于1968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他曾先后在里爾大學和巴黎大學教授稅法和民法，直至退休。此后他還曾出任歐洲人權法院院長。筆者通過翻閱聯合國文檔并參照相關研究發(fā)現，勒內•卡森是起草過程的關鍵角色之一，對《宣言》的起草和最終通過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提議將三人起草小組擴充為八國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
聯合國在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后，開始著手起草《宣言》。最初，人權委員會成立了以羅斯福夫人、中國代表張彭春以及黎巴嫩代表馬立克為核心的三人起草小組，盡管法國、蘇聯等國是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可以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發(fā)表建議并提出修改意見，但他們并未被授權直接參與具體的起草過程。
勒內•卡森認為，這種安排存在兩個問題：首先，起草人員的代表性不足，起草小組中沒有歐洲代表，這是“明顯的疏漏”；另一方面，法語也是聯合國的官方語言之一，沒有精通法語的代表參與討論，起草的條文在從英文翻譯為法文時往往有所出入，與原意不符。
在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第68次會議上，蘇聯代表繼而提出，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要，不能僅僅由“一小撮專家”來負責。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提議應當將起草小組擴大，智利、法國和蘇聯也應當參與起草。法國代表勒內•卡森表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并很快正式向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參與起草《宣言》的決議草案。
在勒內等人的積極推動下，羅斯福夫人致信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決定將三人起草小組擴大為包括法國和蘇聯等在內的八國代表委員會。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很快就批準了羅斯福夫人的建議，并同時要求人權委員會在草案初稿起草完畢后發(fā)送聯合國各會員國收集意見。
卡森等代表的提議增強了《宣言》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為《宣言》日后得以為各國所接受并且順利通過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草案初稿
在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勒內•卡森被任命為《世界人權宣言》草案初稿的起草人，他起草的草案被稱為“卡森草案”。此前，時任聯合國人權司司長的約翰?漢弗里在聯合國秘書處的輔助下，起草了一份長達408頁的草案大綱，勒內•卡森正是依據這份大綱起草了第一份正式的官方草案。盡管對于秘書處大綱所列舉的權利，勒內•卡森幾乎未作刪改，然而他的草案語言組織更加規(guī)范，并將34項條款分為八個章節(jié)，更加富有邏輯性。此后人權委員會對《宣言》的補益和修改均是在該初稿基礎上進行的。1948年12月，《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前夕，時任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主席的馬立克指出：“如果秘書處的草案是孕育《宣言》的子宮，那么卡森的草案就是這腹中的第一個胎兒。”
此外，他的草案還增加了序言部分，以闡明《世界人權宣言》的必要性。其實早在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勒內•卡森和中國代表張彭春就曾主張在《宣言》中加入序言部分。張彭春認為應當在序言中闡明整個《宣言》的哲學基礎。勒內•卡森也認為，人權應當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這種認知在序言中應當有所體現。因此，這些想法在卡森草案的序言部分得到了體現。
盡管有學者給勒內•卡森冠以“宣言之父”的頭銜有些過于夸大，但是卡森草案作為第一份正式的官方草案為宣言起草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在宣言的普遍性方面，該草案的第一條就明確指出人權屬于全體人類。美國學者格林頓評價說：“所有這些權利屬于全世界的人”，這樣就給宣言“注入了某些新的東西”。
三、將法國啟蒙思想中的人權理念引入《世界人權宣言》
勒內•卡森在起草初稿和參與第三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經常將法國的人權理論，尤其是法國啟蒙思想引入宣言的起草過程。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開宗明義：“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而1789年法國《人和公民權利宣言》的第一條第一句話是：“在權利上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兩句話的相似并不僅僅是巧合而已，勒內•卡森在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之前曾確認，這“吸收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的思想”，“正如1787年法國人權宣言一樣，世界人權宣言也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基礎之上的”。自由、平等、博愛在法語中分別對應著liberté、égalité、和fraternité三個法語詞匯。自由、平等、博愛既是法國啟蒙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法國的國家箴言。而無論在卡森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初稿還是最后通過版本中，在第一條中均直接規(guī)定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精神。②在第三委員會針對宣言起草的辯論中，人權委員會兼起草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也對勒內•卡森能夠“如此良好的展示18世紀的法國人權理論”表示感謝與折服。
四、建議修改宣言名稱，堅持人權宣言“世界”性
借用法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芬?埃塞勒的說法，“世界”一詞在《世界人權宣言》之前的國際公約或文件中從未被使用過，這是勒內•卡森的創(chuàng)造。
在起草過程中，宣言的名稱一直被確定為“國際人權宣言”。直至《宣言》通過前夕，勒內•卡森以法國代表的身份提起了“關于《國際人權宣言(草案)》名稱的修正案”。他提出使用“世界”一詞代替“國際”。該修正案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以17票支持、11票反對、10票棄權的結果獲得通過。
勒內•卡森在聯合國大會上對修改的理由做了陳述：“《宣言》的主要創(chuàng)新在于它的普適性，正是因為它是世界的，它才能夠涵蓋比地方性宣言更廣闊的范圍，并且構建良好的國際秩序所需要的規(guī)則……《宣言》不僅僅表達的是某些偉大思想家的價值觀，它是第一個承載著為全人類共同體所接受的道德價值觀的文件。因此它從根源上和目的上都是世界性的。”
在勒內•卡森看來，這些權利不僅僅屬于簽署國際條約的國家的公民，作為人類共同擁有的最基本的東西，國際社會中的任何國家都有義務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修改是卡森對其一貫倡導的人權的普遍性所做的努力。
在《宣言》通過之時，各國代表對勒內•卡森的努力表示了贊賞，他們再次確認《世界人權宣言》是為全世界的普羅大眾而撰寫的，不分國界、種族和文化。《世界人權宣言》也因此為世界各國所推崇，成為傳播最為廣泛的國際人權法律文件。
在宣言起草過程中，各聯合國成員國、非政府組織、人權委員會和起草委員會都為宣言做了積極貢獻。在起草委員會中，不僅勒內•卡森，主席羅斯福夫人，副主席張彭春，起草報告人馬立克以及人權司司長漢弗里等都為宣言的起草和順利通過做出了巨大貢獻。漢弗里在其著作中指出：“《世界人權宣言》并不具有像美國《獨立宣言》之父杰斐遜意義上的作者，很多人都為最后的結果做出了貢獻。實際上，這種匿名處理給予了《宣言》更大的權威性。”
勒內•卡森在1948年《宣言》通過之后，先后在聯合國擔任人權委員會的副主席和主席。1959離開聯合國成為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在1965-1968年之間，任歐洲人權法院的院長。鑒于他在人權領域的卓越成就，勒內•卡森于1968年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此后，他用諾貝爾獎金資助國際人權研究機構，用于培訓人權法方面的律師。勒內•卡森終身都在為世界人民最普遍人權的實現而不懈努力，應當被國際人權的歷史所銘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 See Sam Macfarland, a Tribute to the Architect, Eleanor Roosevelt, Peng-chun Chang, Charles Malik, John Humphrey and René Cass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aris, July 2008.
?、诘谝粭l第一句闡明“自由”與“平等”，而第二句“兄弟精神”則闡明“博愛”的理念。“兄弟精神”和“博愛”雖然中譯文不同，但在法語中都對應著同一法語詞匯fraternité，法文版的世界人權宣言使用的即是fraternité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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