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尊嚴”作為二戰(zhàn)以來人權領域最光輝奪目的符號，大大深化了人權的內(nèi)涵，推進了人權事業(yè)的進展。然而，對于人類尊嚴的具體內(nèi)涵、人類尊嚴與人權的關系，人們莫衷一是，甚至存在相當大的分歧。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探析，以求增進人權共識、推進人權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
一、人類尊嚴的內(nèi)涵
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也譯“人性尊嚴”，指的是人作為人類的一員，被當作人來看待而受到應有的尊重。這一主題興起于文藝復興，而繁盛于二戰(zhàn)以后，基于對納粹罪行的反思而得到大力弘揚。對人類尊嚴的認識，現(xiàn)在還沒有達成較為明確的一致意見，最主要的分歧包括人類尊嚴是否獨立于并高于其他動物乃至其他生物的尊嚴，人類尊嚴的依據(jù)是人的道德性、意志自由(主體性)、理性抑或基本精神需求，人類尊嚴的本質(zhì)是客觀狀態(tài)還是主觀評價，人類尊嚴的向度是個體性還是社會性，它是人權的源泉抑或自身就作為一種人權而存在，等等。一個得到較多方面接受的觀點是：人類尊嚴是專屬于人類的特有價值，兼有形而上學的精神內(nèi)核和社會面向的主觀評價性質(zhì)，既將人類精神的自足性作為其本質(zhì)，而又在以人們的尊嚴感為基礎的具體社會評價中，顯現(xiàn)出其于不同時空、不同地點的具體內(nèi)容。人類尊嚴作為人權的內(nèi)在屬性，應當作為人權的源泉看待。人類尊嚴不僅為具體人權保障提供強有力價值支持，當具體人權體系不足以承載人權保障責任時，人類尊嚴還應當出場，或者衍生出新型人權，或者直接提供倫理上乃至實定法上(如德國《基本法》)的支持，擔負起人權保障之最后依托的重任。每一種具體人權之中，都蘊含著人類尊嚴的精神，因此它不應當和具體人權相并列，而應視為人權體系的整體價值規(guī)定性，在整個人權保障中起著總攬全局的作用。
因此，人類尊嚴是人權保障進程中十分關鍵的概念，它是專屬于人類的、具有形而上學普遍內(nèi)核的、由多重主觀評價復合而成的總和，以其對“人”本身的根本強調(diào)，成為具體人權體系的源泉。
二、人類尊嚴保障的要求
既然人類尊嚴是如此的重要，對它的充分保障自然是每一個政治體應當肩負的任務，那么，對人類尊嚴的保障應當?shù)竭_一種什么樣的程度？這個問題是人類尊嚴與人權制度建設的根本問題。從最理想的意義上看，對人類尊嚴的保障應當直到每個人的尊嚴感都得到充分維護、所有人都擁有完全的精神自足性為止；但實際上看，沒有一個國家在現(xiàn)實中能夠完全到達這個高度。人類尊嚴保障事業(yè)深深受制于一個國家的發(fā)展程度和可用資源，這至少從三個方面影響到人類尊嚴的保障：第一，對人類尊嚴的保障在現(xiàn)實操作中需要消耗巨額資源。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guī)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y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yè)、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這僅僅是人類尊嚴和人權保障的一個基本要求。在實踐中，從新生兒缺陷防治、消除就業(yè)歧視、增加勞工福利到實施各種有效的宣傳教育等等，全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大量資源支持，既有人、財、物力的總規(guī)模影響到承擔保障任務的現(xiàn)實能力，例如我們無法對一個人民一無所有、政府財政收入極低、連日常行政經(jīng)費都無法負擔的國家提出短期內(nèi)立即向西方發(fā)達國家看齊的標準。第二，我們需要平衡當前與未來的保障，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往往需要保留相當額度的資源用于基礎建設和初期發(fā)展，以保障未來的可用資源能夠得到增長，如果一開始就將所有資源投入最終的人類尊嚴保障，既不能一下子就滿足最終的人類尊嚴理想，還會在未來嚴重喪失保障人類尊嚴的能力。第三，對人類尊嚴的保障并非單純消耗資源，人們健康狀況的改善、消費能力的提高、社會矛盾的緩和，等等，都有利于推進國家的進一步發(fā)展，這就使得人類尊嚴保障與資源消耗及再生產(chǎn)之間的關系顯得非常復雜，如何最有利地從長期、從整體上對可預期的幾個世代的人類尊嚴進行最充分的保障，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策略問題。再加上人類尊嚴并非柏拉圖理念世界式的存在物，也不是純粹的客觀實體，而是由多重主觀評價復合而成的，而主觀評價在不同的時空中的具體內(nèi)容和標準并不一致，對人類尊嚴的要求也就相應地需要根據(jù)具體的時空情境作調(diào)整，使得人類尊嚴保障要求問題被進一步復雜化，對我們正確地把握人類尊嚴和人權保障的當前具體要求提出了挑戰(zhàn)。
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盡管對人類尊嚴的具體內(nèi)容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盡管人類尊嚴的保障可能受制于各種現(xiàn)實條件，我們也不能取消對人類尊嚴保障的制度要求，或以文化差異將人類尊嚴與人權保障的需要一概否定，而是要將這個要求適當?shù)乇３衷谝粋€能合理實現(xiàn)的水平上，并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的推進而不斷提升。
要正確地把握這一要求，就要反思人類尊嚴保障目標的形成機制。人類尊嚴又作為人權的總源頭和堅實后盾，處于社會價值目標的中心地帶，是人類社會倫理價值的重要內(nèi)核。那么，誰有權宣稱可以決定這一價值目標的內(nèi)容及程度？哲學家不能，政治家不能，法律人也不能，一個共同體內(nèi)的價值目標，最終必須由共同體自身通過合理的過程共同決定。但是，這種共同決定機制很可能是缺失的，因為由共同體內(nèi)部的所有人對一個價值目標作出闡釋性的決定，這種情形是前所未見的；而就具體制度建設所進行的政治過程又摻雜了太多其它考量。因此，我們必須從現(xiàn)實出發(fā)，轉變這樣一種目標構建機制為目標辨識機制，只要能夠有效辨識出共同體在尊嚴保障方面的各種迫切現(xiàn)實需求，即可以此為基礎自下而上地構筑人類尊嚴的當前要求。這種要求基于當時當?shù)氐纳鐣饔^期待建立，不會過分理想化而超出國家所能合理承受的水平，為我們在具體法制中展開人類尊嚴和人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支持。
三、人類尊嚴保障的制度要求：人權法制的展開
人類尊嚴保障的制度要求，至少從法律層面上看，是通過各種人權保障的具體法制加以體現(xiàn)的。這些法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辨識、形成和調(diào)整人類尊嚴保障目標的制度，二是實施人權保護、保障人類尊嚴的制度。這兩個制度相互配合，對已定型或未定型的各種人權逐一進行保護，從而達成整體上保障人類尊嚴的目的。
第一個方面的制度要求包括民意的收集和分析、民眾的評論和反饋、公眾的表達和參與決策等機制。如果我們放棄人類尊嚴是純粹形而上學的客觀規(guī)定性的設想，承認對這一概念內(nèi)涵的解讀存在時空上的變異，排除純粹形而上學思辨對其涵義進行闡釋的壟斷地位，而看到它有著實實在在的社會根基、起著非?，F(xiàn)實的社會功能，就應當真正將對民眾的尊嚴感、對民眾的精神自主性感受的評價上升為人權保障的重要前提。我們不能將這一概念束縛在象牙塔的頂端，而需要使它的內(nèi)涵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機制在社會中被鮮活地闡釋、獲得有效的社會共識和實際接受。這方面的機制目前雖然較為欠缺，但仔細考究，我們并不缺乏類似的制度基礎。自公眾參與制度蓬勃發(fā)展以來，公眾作為咨詢者、評價者乃至價值目標形成者的角色參與各種決策過程已非少數(shù)，在這些公眾參與方式中，意見整合和價值融匯的機制都已經(jīng)被發(fā)展出來；另一方面，國外的民意調(diào)查也有了非常成熟的運作機制，我們完全有能力將其引進并加以制度化。更重要的是，我國憲法和當前的國際公約體系對此有著重要的宣示，例如我國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jīng)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lián)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努力為人民服務。”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至二十二條也以更詳細的筆觸闡述了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這些都是人類尊嚴保障實踐得以正確開展的前提。只有充分獲取當時當?shù)貙τ谌祟愖饑罓顩r的主觀評價，我們才能清晰地知曉我們的具體努力目標和距離。
第二個方面的制度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但不限于我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體系和社會福利措施，民法上的人格尊嚴條款、人格權體系、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刑法對拐賣婦女兒童等嚴重侵犯人類尊嚴的犯罪的打擊，勞動法上的反歧視制度、勞動者保護機制，經(jīng)濟法上的企業(yè)社會責任，行政法上的處罰法定原則、公眾參與制度、說明理由制度，刑事訴訟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禁止刑訊逼供規(guī)定，國家賠償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條款，以及數(shù)量繁多的人權保障領域的國際法律文件，等等，無不滲透著人類尊嚴的精神。我國在這些方面的制度化努力已經(jīng)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不僅已經(jīng)初步建立了一個覆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人類尊嚴保障體系，還在不斷地取得新的突破。例如最近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jié)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zhí)行。但是，情況緊急的除外。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新近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除詳細規(guī)定各項社會保障措施外，第二條明確宣示：“國家建立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本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yè)、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zhì)幫助的權利。”總體上看，以上這些法制可以被歸結為：保障個人及其所屬共同體受到社會、國家、國際社會按照精神自主性的要求加以正確對待的法律規(guī)范，這里的“正確對待”并不能一概而論，而是根據(jù)一時一地的主觀評價體系有一個相對可以浮動的標準，并且根據(jù)我國的發(fā)展水平和可用資源規(guī)模來確定其門檻。
因此，總體上看，人類尊嚴在我國人權法制中的展開是一個不斷深入的動態(tài)過程；我們已經(jīng)在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還應當不斷提高保障目標，充分地維護人類尊嚴和各項人權。未來我們將繼續(xù)從以下三點擴展人類尊嚴保障的制度范圍：
第一，保障程度的不斷提升。這些具體人權法制可以隨著資源和制度條件的改善，在立法和實施上提升對人類尊嚴的保障程度。在立法方面，例如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保護機制，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斷推進和法治水平的不斷提高，可以在立法上從勞動安全、勞動時間、勞工組織、勞資關系等方面賦予勞動者更充分的權益，從而使得勞動者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實施上，目前人權保障法制還需要在實施方面取得更大突破，例如憲法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深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的生育權的展開、《國家賠償法》對賠償責任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認定等，都可以爭取更進一步的成果，從而更大程度地保障人類尊嚴。
第二，保障機制的引入和創(chuàng)建。除提升既有保障機制的運作水平外，我們還可以創(chuàng)建或從域外引入新的保障機制以更好地保障人類尊嚴。就我國而言，許多高保障水平的人類尊嚴與人權保障的法律制度正在處于積極引入或建設的過程中，例如民政救助站的建立和改進、行政管理的柔性化、“新農(nóng)保”、“新醫(yī)保”、社區(qū)護理的探索開展，等等，都是引入和創(chuàng)建新型保障機制的范例。
第三，制度框架的突破與擴展。隨著可用資源的增長、尊嚴意識的不斷完善與提升，人類尊嚴的保障還將不斷邁入新的制度空間，并不以當前發(fā)達國家的人權標準或在這個時代中被理想化的某一制度模板為止境。只要對人類尊嚴的主觀評價和期待繼續(xù)提升，客觀條件進一步改善，就需要發(fā)展出新的形式、新的制度來保障新出現(xiàn)的尊嚴保護訴求，這就涉及更深刻的轉變。例如，為使人的精神自主性得到更好的保護，我們需要進一步減少民眾的被安排、被決定、被排斥的感受，這就需要賦予民眾更充分的主體地位，由行政管理轉向公共治理、由硬法之治轉向軟硬法并舉的治理是今天的一個典型范例，而以后我們很可能還將有超越今天公共治理范式的更好的制度框架出現(xiàn)。對此，我們需要保持一種與時俱進的變革心態(tài)，迎接人類尊嚴與人權保障事業(yè)的進一步突破。
結語
總體上看，由于人類尊嚴的內(nèi)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社會性和相對性，對它的保障也不應當是一成不變的，更不能將既有的某一模板奉為圭臬，但亦不能任意曲解乃至廢棄這一對于人權事業(yè)至關重要的基本價值。我們應當吸收世界范圍內(nèi)人類尊嚴與人權保障制度的長處，結合人權尊嚴的精神內(nèi)核，傾聽我們自身的尊嚴訴求，通過具體的人權保障制度漸進地完成對人類尊嚴的有力保障。
(湛中樂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10200398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