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現(xiàn)場
2014年9月26日至28日，由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和丹麥人權研究所共同主辦的“2014年中國高校人權教育研討會”在天津舉行，來自國內50多所高校70余名教師與丹麥人權研究所、瑞典羅爾·瓦倫堡人權與人道法研究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等國外機構的人權專家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本次會議的一個特點是將人權教育從法學拓展到多學科的視野。
一、人權教育與研究的國際和國內情況介紹
（一）人權教育及其規(guī)范框架
丹麥專家瑪麗·路易絲·穆夫發(fā)言
丹麥專家瑪麗·路易絲·穆夫女士指出，在人權教育的準備過程中應注意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這三個方面的問題，既要傳授知識，還要教授技能，并且改變學生的態(tài)度，通過知識的傳授帶來技能和態(tài)度的轉變，教學環(huán)境、方法要符合人權，通過符合人權的方式教學，注重將人權的原則（如平等、不歧視等原則）傳授給學生。
就人權教育的規(guī)范框架，瑪麗·路易絲·穆夫女士從硬法和軟法兩個層面進行了介紹，在硬法層面，《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及《殘疾人權利公約》等聯(lián)合國核心人權公約之中均有相關條款規(guī)定國家有責任促進人權教育；而在軟法層面，《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提出“考慮宣布聯(lián)合國人權教育十年”，用十年時間集中關注人權教育，聯(lián)合國也已制作了兩個階段的《世界人權教育方案》。
對于如何進行人權教育，瑪麗·路易絲·穆夫女士認為，進行人權教育應當注重賦權、參與和互動的方式，關注學生的體驗，而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需要讓大家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有利于教育目標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實現(xiàn)；注重問責制的構建，設定學習的目標，作為一個教師對所教授的內容負責；學員具有多樣性，需要考慮一些“脆弱”的群體，如性別、殘障等群體，保障這些人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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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戴維·金利教授首先從理論層面指出，教授人權不僅僅是一種義務，而且對于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持，以及促進公平和高效政府的構建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人權本身也是一種治理方式。
對于人權教育的內容，戴維·金利教授認為，人權教育要教授的是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權。人權對各學科、社會各方面都很重要，而不僅是法律學科的關注；人權包含國際與國內的人權，教授人權要考慮在現(xiàn)實政治、國家和社會的實際，而不是只進行理論的灌輸。
在教學方法上，戴維·金利教授首先指出，人權教學應關注如何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運用不同的方法。人權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工具，需要與聽眾互動。任何人權教學的受眾（即使未受過人權教育）也可能有其自身的“人權經歷”，盡管他/她也許并未從“人權”的角度來認識；應當從聽眾的自身經歷之中指出，他們的行為在人權上的意義，從而在其中點出人權的觀念。難點不在于讓他們去看，而是讓他們了解人權的重要性，激發(fā)他們的態(tài)度。因此，在教學中要注意講授與互動的平衡。
（三）對第四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的介紹
西北政法大學景色
西北政法大學的王秀梅教授向大家介紹了第四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的情況。
第四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于2013年11月21日至26日在臺北市召開，會議的主題為“全球接軌，在地實踐：人權教育的普及與深化。該會議的目的是提升各界對人權議題的關注及了解，同時透過和世界之對話，了解當前國際情勢，從而更有助于與國際接軌；會議設置了八個子議題，分別是：（1）轉型正義（2）亞洲價值與普世價值（3）社會福利（4）多元性別（5）廢除死刑問題（6）國際移工與移民議題（7）全球化公民教育與人權教育（8）環(huán)境議題。
王秀梅教授認為，該會議有以下一些特點：1.參會人員代表性強：參會代表來自4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既有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代表，也有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人權律師及其他實務部門的人士；2.多學科的視野：從法學、哲學、政治學及歷史學的視野來理解人權；3.議題眾多而切近人權教育和研究的實踐；4.會議進行方式符合人權教學的特點；5.不同議題的研討均很深入等。
?。ㄋ模┲袊诙谓邮苈?lián)合國普遍定期審議情況介紹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柳華文教授向參會教師介紹了中國第二次接受聯(lián)合國普遍定期審議的情況。
柳華文教授首先介紹了普遍定期審議制度的背景，并指出，其最根本的基礎在于《聯(lián)合國憲章》中關于人權的規(guī)定，而其大背景則是聯(lián)合國中的人權主流化，這一方面體現(xiàn)為人權、和平與發(fā)展三足鼎立成為聯(lián)合國改革的三大支柱，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為2006年人權理事會的成立，以及聯(lián)合國各個機構均開始注意在其本職工作中考慮其人權影響。柳華文教授認為，人權在聯(lián)合國的主流化最明顯的體現(xiàn)莫過于人權理事會的成立，它給聯(lián)合國帶來的一個發(fā)展就是普遍定期審議制度的建立。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國別人權審查機制建立之初，就明確了客觀、透明、非選擇性、具有建設性、非對抗性、非政治化的工作原則，其目標是為各國提供一個分享促進和保護人權良好做法和經驗的平臺。
柳華文教授認為，經過2009年第一次接受普遍定期審議，本次接受審議準備充分，應對沉著。2013年10月22日聯(lián)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對中國進行審議，130多個國家的代表在中國接受審查時發(fā)言。超過110個國家在發(fā)言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給予積極肯定。2014年3月20日，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核可中國報告。中國代表團團長吳海龍表示，經慎重研究和努力，中方決定接受252條建議中的204條建議，占建議總數(shù)的81％，這些建議涉及減貧、教育、司法改革等20多個領域；政府不接受48條建議，理由是“它們不符合中國基本國情，或與中國憲法原則和國內法律精神相悖。此外，柳華文教授也通過一些實例說明中國在普遍定期審議中并非“好好先生”。
最后，柳華文教授指出，應當客觀、公正、建設性地對待聯(lián)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制度，實現(xiàn)建設性對話。
?。ㄎ澹┲袊鴪?zhí)行經社文權利公約履約報告審議介紹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陸海娜副教授結合自己參加審議的經歷，就中國執(zhí)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的履約報告審議情況進行介紹。
陸海娜副教授首先簡單介紹了聯(lián)合國人權監(jiān)督機制的整體架構，明確“報告審議機制”在該架構中的位置；繼而梳理了中國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的關系歷程。
中國于2003年6月向經社文權利公約委員會提交了關于該公約執(zhí)行狀況的首次報告，委員會于2005年4月審議了該報告并于當年5月通過了結論性意見。中國于2010年6月30日，遞交了第二次執(zhí)行報告，委員會于2014年5月8日審議了中國的執(zhí)行報告并于5月23日通過了結論性意見。本次審議中，中國的代表團由外交部、民政部、宗教局、國家民委、高法、文化部等多個部委的人員組成。本次審議針對“建立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司法機關獨立性問題、商業(yè)與人權、不歧視與弱勢群體、戶籍制度、工作權利、社保權利、食物權、住房權、健康權、教育權、文化權利”等方面在結論性意見中提出了31條實質性建議。
對于本次審議，陸海娜副教授認為，經社文權利公約委員會的委員們的提問更加的專業(yè)、準備更充分，此外，中國政府所作出的執(zhí)行報告也非常豐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在第一次審議的結論性意見中指出了中國在該公約的執(zhí)行上所存在的許多問題。陸海娜副教授還指出，這次審議中的另一個特點是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對中國的兩次審議間隔9年，而這9年也是非政府組織發(fā)展非常迅速的9年，它們也可以向委員會提供很專業(yè)的報告；公眾的參與也是本次執(zhí)行報告起草上的一個特點。
?。┱螌W、社會學、哲學等領域人權研究進展
由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的常健教授向大家介紹在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非法學學科中人權研究的進展。
常健教授首先指出，這一研究的背景在于，《世界人權宣言》宣布了人權的普遍性，但未對其作出解釋、論證或辯護，將論證工作留給后人。而不同的學科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的論證，在近年也有了發(fā)展變化。
當代哲學對人權主要有六種論證，即：基于人的尊嚴、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人的自主性、基于平等、基于需求、基于自我實現(xiàn)的潛能，但上述觀點均未達成共識。
20世紀40年代，人類學基于“各不同文化對美好理想有各自的理解，不贊成將某種規(guī)范性規(guī)定推廣到各個文化之中而讓全世界都為實施這一套特殊的道德價值而奮斗，這本身就是一種壓制”的觀點而拒絕了人權普遍主義的觀念；而60年代人類學關于“文化相對主義”的爭論促使人類學在90年代開始認真考慮人權問題，對“權利的社會實踐”或“權利的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并有所發(fā)現(xiàn)，如“國際人權機制的多元性和碎片性，權利話語的意識形態(tài)雜交性”、“反對人權領域的法律中心主義（梅塞爾）”、“人權的抽象普遍主義忽視當?shù)厍榫常枰Y合現(xiàn)實情境推行人權（威爾遜）”、“脫離情境的普遍主義會導致反效果的干預，沒有考慮當?shù)貙嶋H的情境（舍莫爾）”等。
在社會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學者布利安·特納的基礎主義提出，人權是全球化社會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可以被視為一種全球意識形態(tài)，是沒有內在價值的“社會事實”；而人權的基礎則在于對“人的脆弱性”和“人身體的脆弱性”的共同體驗，這兩點可以為普遍人權原則提供道德基礎；沃特斯則基于建構主義指出，人權不是一種基本原則，而是人創(chuàng)造的制度，針對得是具體的文化和歷史情境，而伍迪維斯根據(jù)福科的后結構主義理論，采用話語分析路徑分析東亞和東南亞人權，并認為“對法治合理性的論證不能依賴政治哲學，而要靠社會結構性效果”、“法律捍衛(wèi)人權的效果，根據(jù)社會結構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不贊成專制的宗法制度與人權可以彼此相容，可強制實施的仁政”。
在政治學領域，政治學建構主義的代表是美國學者唐納利，他認同人權具有普遍性的觀點，但認為只具有相對的普遍性：法律的普遍性、重疊共識的普遍性、功能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權的五種相對性；其他的觀點還有“人權是本土的、帶有地方特色的和偶然的，是對想要達到的結果的一種實用的迫切要求”、“沖突的維度自身就會對人權保護產生極大的影響”、“民主和經濟發(fā)展對人權保護具有正面影響；國內外沖突、長期專制統(tǒng)制和高人口密度對權利保護有負相關關系”等。
?。ㄆ撸堈蠙嗬亩鄬W科研究
武漢大學公益與發(fā)展法律研究中心的高薇老師向大家介紹對殘障權利的多學科研究。高薇老師首先引導大家思考“為什么要對殘障權利進行多學科的研究？”并援引《殘疾人權利公約》委員會就中國第一次執(zhí)行報告審議所提出的結論性意見說明多學科的必要性。高薇老師認為，殘障研究是關于人的研究，而人是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此外，殘障權利并不等同于殘障法律，法律是一個博弈的結果，因此不應僅從法律角度去研究殘障權利，而應對殘障權利進行多學科的研究；而多學科的（實證）研究可以為法律制定提供更充分的信息，還可幫助驗證法律實施的效果，促進法律的修正。
高薇老師認為殘障權利研究涉及醫(yī)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武漢大學公益與發(fā)展法律研究中心與瓦倫堡人權研究機構合作設立了殘障權利多學科研究項目，其團隊成員包括來自特殊教育、社會工作、新聞、法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行政管理、國際關系、醫(yī)學等多個學科背景的人員，而在構成上，既有高校學者，還有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就此介紹了殘障權利多學科研究的實例。
（八）兩批人權教育和培訓基地代表介紹各自發(fā)展狀況
中國政法大學
第一批基地代表為中國政法大學的班文戰(zhàn)教授，第二批基地的代表為西南政法大學的張永和教授。就中國政法大學人權與人道法研究所的發(fā)展狀況，班文戰(zhàn)教授指出，人權教育是該基地的一個重要職能，面向校內的，如研究生教育，最成熟，效果最為明顯，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1.設立了人權法專業(yè)；2.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均有培養(yǎng)方案；3.有穩(wěn)定的研究方向；4.系統(tǒng)的課程體系；5.穩(wěn)定的師資隊伍；6.較新、較全的人權圖書資料。經過10年時間，中心已經培養(yǎng)出了60余名碩士、8屆20余名博士。面向校外的，最主要的體現(xiàn)為對高校教師的培訓。2002年至今共6次，2012年至2014年連續(xù)三年開設人權法暑期班。取得的經驗是：1.學校黨政領導層對人權教育的高度重視；2.相關部門的配合；3.專門的機構、人員；4.廣泛的交流與合作。目前存在的問題：1.本科教學較為薄弱；2.師資力量尚有不足，許多教師為兼職，且博士生導師均為兼職；3.規(guī)模較小，生源不夠理想，報名人數(shù)少；4.缺乏專項經費；5.政策影響，在畢業(yè)后工作上的影響，如報考公務員時二級學科無法選擇；6.申請培訓需要向教育部批準，以及教學中為避免敏感問題而須自我約束。班文戰(zhàn)教授表示，盡管條件需要改善，但也需要在現(xiàn)有條件下付出更多的努力。
來自西南政法大學的張永和教授介紹第二批人權教育和培訓基地情況。張永和教授首先介紹了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教育與研究中心的機構建制狀況，其次介紹了該中心所做的三個方面的努力，包括《中國人權評論》及其叢書、設立了1000個人權監(jiān)測基地。盡管尚未開設人權法學的二級學科，但在法理學下已經開設了人權課程，并計劃在全校范圍內開設人權通識課程，名為人權概論。在課程設置及教材設計方面，張永和教授提出，通識課程所面對的學生并非法學專業(yè)學生，因此應當認真考慮如何編制教材，使之成為一個通識教材。
二、人權教學的問題與方法
來自武漢大學的張萬洪副教授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孫世彥教授分別就“殘障人士權利的教學方法”和“人權教學中經常碰到的疑惑問題及《人權法網上資料使用指南》說明”進行了講解、介紹。
?。ㄒ唬堈先耸繖嗬虒W方法
來自武漢大學的張萬洪副教授介紹殘障人士權利教學方法。張萬洪副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3H”：head（頭腦）、hand（手、行為）和heart（心、態(tài)度），分別對應人權教育三角目標中的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并指出難點在于heart即態(tài)度的轉變。張萬洪副教授認為，每個人進入人權學習時并不是一張白紙，他們均有自身不同人生經歷，對同一問題可能都有不同的認識，將理論、原則折射到他們的身上，能夠形成師生互動，以及被教育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在教學方法方面，張萬洪副教授介紹了以下六種方法：1.正名，也即對殘障人士稱謂的改變；每個人都有可能被起過外號，對殘疾人的稱呼與人們幼時被叫外號的感覺是一樣的，因此，希望通過正名訓練從稱謂上消除對殘障人士的傷害；2.案例教學，通過選取與殘障人士權利相關的案例進行教學，如關于殘障家庭、殘障人安全、工作權、健康權等問題的案例進行分析；3.體驗式教學，通過體驗殘障人士所面臨的環(huán)境，感受殘障人士所經受的困難。繼而學會尊重殘障人士的權利；4.景象教學，觀賞《我的左腳》、《阿甘正傳》、《雨人》、《我是山姆》等有關殘障人士經歷的影片；5.邀請殘障人士嘉賓講解，講述自身的親身經歷；6.藝術鑒賞，欣賞如《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神仙也有缺憾》、陳曉波《盲人行》等美術作品。最后，張萬洪副教授再次強調，人權教育者應當用人權的態(tài)度去“塑造人權”。
?。ǘ┤藱嘟虒W中經常碰到的疑惑問題及《人權法網上資料使用指南》說明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孫世彥教授以“人權教學中的疑惑問題討論及教學資料使用”為主題發(fā)言。孫世彥教授首先表達了自己在人權教育上的一點看法，他認為，在人權教育目標三角中，最為重要的不是知識和技能，而應當是態(tài)度的轉變。
對于在人權教學中可能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他提出：1.人權、主權和內政的關系；2.人權是一種西方觀念嗎？3.人權到底是不是普世的；4.壞人是否有人權；5.面包與選票的關系，即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關系；6.國際人權話語權由西方國家所把持，他們總是批判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人權狀況；7.如何看待中國人權（中國人權狀況到底好壞，中國現(xiàn)在不適合講人權？）。
孫世彥教授認為，為了在人權教學中達到塑造態(tài)度的目的，需要直面這些問題，他也對其中的一些問題談了個人的看法，例如，對于“人權是否是一種西方觀念”和“國際人權話語權由西方國家所把持”的問題，孫世彥教授指出，首先，不能在強調中國自身特殊性之時否認不同西方國家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是所有西方國家的人權觀念都一樣；其次，在《世界人權宣言》之前產生的《防止、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12月9日）本身針對的是白人的做法，如果國際組織為所謂西方國家所把持，該公約便難以通過；此外，1965年制定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而種族歧視更多的是白人對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人權兩公約的第一條都是“自決權”，是給予被占領、奴役、殖民的地區(qū)人民的自主決定的權利，針對的同樣是西方國家；并且，人權理事會的47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占26個，西方控制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在人權教學資料的使用上，孫世彥教授認為應當特別注重第一手資料的使用，例如有關公約產生的討論過程，對我們理解公約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還有公約產生之后，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一般性意見、個人來文中的意見、對國家的結論性報告等等，對理解適用公約也很有價值。
?。ㄗ髡咛品f俠系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史虹生系南開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y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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