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踐行中國特色人權觀，對于進一步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完善人權保障制度，走中國特色的人權發(fā)展道路，加強人權對外交流與合作，推進國際人權保障事業(yè)，都是重要的。本文就中國特色人權觀問題，發(fā)表幾點看法。
一、中國特色人權觀：概念與觀念
中國特色人權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或可稱中國主體人權觀。從詞語上說，它是人權概念與觀念的結合。概念是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是對事物的客觀反映。觀念即看法，是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人對客觀事物在頭腦中的概括，屬思想意識。同一對象概念與觀念往往密切聯系，但不可混淆。如相混淆，理論上會帶來混亂，實踐中將造成危害。
人權概念，就是指人的權利，是人依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應當享有的權利。人權的概念主要強調人權主體和人權客體這兩個方面。人權主體是人，包括個人和個人的延伸——特定群體與民族以及國家；人權客體是權利，包括基本權利與非基本權利。人權概念反映人權的普遍性。世界上不同制度的一百多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采用了人權這一概念。出于人的本性，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自然和人為災害共同防治，在《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中，對人權普遍性的內容，諸如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倡導民主、自由、平等，反對民族歧視、肆意誅殺、濫施酷刑，保護婦女、兒童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都有規(guī)定，并為締約國、參約國所認同。人權觀念的特殊性是由不同國家的民族特性、文化宗教、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水平決定的。不
同國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人群，都會產生不同的人權觀。中國如此，美國如此，俄羅斯如此，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其他國家均如此，概莫能外。不同國家的人權觀對人權的詮釋，不乏精辟見解。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當成圭臬。中國特色人權觀，是經幾代人努力，吸納人類文明進程的成果，結合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近代革命斗爭歷史和當代社會實際形成的，是人權普遍性理念與中國特殊人權文化的結合與統(tǒng)一。
二、中國特色人權觀：形成的背景
人權這一概念是近代從西方傳入中國的。不過，由于傳播者和他們國家推行的人權與其觀念言行不一，嘴上講人權，行動上侵犯人權，使中國人覺得：“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疑惑。中國人民是從實踐中領悟了人權的精邃，進而通過親身斗爭而爭得自己的人權。其實，關于重視人和人的權利的思想在中國早已產生，爭取人的權利的斗爭也早已開始并從未停止。從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沿革看，春秋末孔子等思想家提出“仁”、“和”的觀念，之后發(fā)展成為系統(tǒng)理論。其核心內容是對人的重視，對人生存的社會與自然環(huán)境的重視。諸如關于“仁”：“仁者，人也”《禮記·中庸》。；“人者天地之心也”《禮記·禮遠)。；“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列子·天瑞》。。個人與人的關系應是“愛”，“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這種愛，首先從自身起，由近及遠，由個人及群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又如關于“和”：“和為貴”《論語·學而》。；“和則安”《周禮·東官·辀人》。；“協(xié)和萬邦”《尚書·堯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中庸》。。人與自然的關系要和諧，“天人合一”，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十三章》。。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產物，又是中華文明的血脈，也是現代中國人權對外交往話語權豐富的思想資源。
1991年9月，中國人權考察團訪問北美，在加拿大會見了參加《世界人權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漢夫萊先生。他稱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起草的代表張彭春先生，不僅以中國儒家中庸、和諧思想化解了各國代表在一些問題上的矛盾，而且將“仁”的思想巧妙的融入宣言之中?！缎浴返谝粭l“良心”一詞，就是具體體現。另外，在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展覽大廳擺放的一塊巨石上，赫然銘刻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這是一句具有人類共同價值的儒家名言。
人權的根本屬性是利益。“人們?yōu)橹畩^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頁。中國人民爭取利益的斗爭實踐，至少在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已經開始。秦朝末年，面對統(tǒng)治者的暴政，陳勝、吳廣率先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在這樣爭取平等權利的口號下，發(fā)動和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終于導致秦王朝覆滅。此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一頂頂皇冠落地，一個個王朝傾覆，除了幾次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外，多數都是廣大農民為爭取權利進行艱巨斗爭的結果。爭取平等和權利，一直是中華民族反抗暴政和壓迫的傳統(tǒng)。
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屢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在堅船利炮威逼之下，背負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十數次割地賠款，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喪失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人民成為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壓迫剝削的奴隸。尤其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我國真正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面對帝國主義野蠻侵略，中國人民奮起反抗。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fā)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旗幟鮮明地提出：“為祖國生命而戰(zhàn)！為民族生存而戰(zhàn)！為國家獨立而戰(zhàn)！為領土完整而戰(zhàn)！為人權自由而戰(zhàn)！”近代歷史上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一直是動員人民、鼓舞人心，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行殊死斗爭的口號。為變法改革犧牲的仁人志士，為推翻封建皇帝統(tǒng)治的辛亥革命先烈，為抵抗日本法西斯野蠻侵略的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為打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在不同戰(zhàn)線上斗爭的英雄軍民，都是在為爭人權、爭自由而奮斗。正是因為此，毛澤東撰文、周恩來手書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寫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頁。也正是如此，1991年中國政府發(fā)表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寫道：“深受苦難的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爭取人權作為自己的目標，為此前赴后繼，不惜流血犧牲，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和白皮書的論斷，是對一百多年來無數為人權奮斗的仁人志士的紀念，也是對今后繼續(xù)完善人權保障這一崇高目標的昭示。全中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都為之而深受鼓舞。
新中國誕生，中華民族獲得獨立，標志著人權斗爭的重大勝利。但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并不甘心失敗。朝鮮戰(zhàn)爭中美國軍隊第一次仁川登陸后，不顧中國政府一再警告，越過“三八線”，將戰(zhàn)火燒到鴨綠江邊。與此同時，美國還不斷派軍艦入侵我國領海。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政府先后一百多次嚴正抗議，它完全置若罔聞。在美國主使下，西方國家對我實行全面封鎖，年輕的共和國長期處于戰(zhàn)爭和準戰(zhàn)爭狀態(tài)，生存面臨嚴重威脅。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和人民痛定思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1982年憲法恢復了五四年憲法的基本精神，人權保障的內容得到充實。之后，于1999年、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先后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這是我國憲法歷史和人權保障制度發(fā)展的里程碑。新中國誕生六十多年來，盡管我們曾犯過錯誤，而且，關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如何更好結合，有關人權保障如何更好發(fā)展等，不少問題仍在解決之中，但我們的成就舉世矚目，即使對我國心存敵意的外國人也不得不承認。黨的十八大至今，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國人權保障在以往的基礎上又有扎扎實實新起色，現正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向新的目標邁進。
上述中華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斗爭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正是中國特色人權觀形成的背景。
三、中國特色人權觀：生存權與發(fā)展權是首要人權
如前文指出，人權的主體是人，客體是權利，主體與客體均為全稱，即指所有人的所有權利。國際人權法和我國憲法不少條款使用基本權利一詞。按詞義解釋，基本即根本。人權領域的基本權利，是人的不可或缺的權利，即人無這些權利就不具有獨立人格。國家無這些權利(主權)就不具有獨立的國格。這表明基本權利比人的其他權利更加重要。各項人權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發(fā)展權是享有其他權利的基礎。我國憲法第二章規(guī)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在基本權利方面，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平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監(jiān)督權、財產權、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公民有受教育權、勞動權、休息權和社會保障權等。這些基本權利是廣泛的，基本涵蓋了國際人權公約中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等。
《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將生存權與發(fā)展權定為首要人權，是對我國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深入討論后得出的科學結論。生存權是一個綜合概念。從人權的主體說，它包括個人生存，也包括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維持個人生命、生存需要，不斷提高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國的歷史經驗，亞、非、拉諸多發(fā)展中國家被侵略受欺凌的歷史，以及中亞和北非一些國家現實的悲慘遭遇都說明，民族不獨立，國家主權被侵犯，生存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我們不能忘記，多年來，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一直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妄圖從內部發(fā)動所謂顏色革命，顛覆我國的人民民主政權。美國至今是我國臺灣不能與祖國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影響因素，美國某些政客是藏獨、疆獨分裂國家的支持者。我國東海釣魚島、南海諸多島礁實際遭侵犯，也是美國在明里暗里支持。美國宣稱人權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自前蘇聯解體后，它奉行雙重標準，將主要矛頭對準中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建立前，美國連續(xù)十數次親自牽頭或幕后策動在前人權委員會搞反華提案，至今仍利用一切機會和場合就所謂人權問題對我國抹黑。這一切都是遏制我們的舉措，危害我國的生存，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此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應對氣候變化、防治環(huán)境污染，提上了國際社會重要議程。氣候變化、環(huán)境污染危及人類的命運與生存，也是我國更好維護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面臨的嚴重問題。
生存與發(fā)展是密切聯系的。發(fā)展是包括生存權在內的一切人權享有的基礎和保障。針對我國實際，鄧小平指出：“發(fā)展是硬道理。”1986年聯合國通過的《發(fā)展權利宣言》指出：“發(fā)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我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起，發(fā)展經濟便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在復雜的國內和國際環(huán)境中，任憑風浪起，黨和政府始終堅定地駕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一心一意謀發(fā)展，僅僅三十余年，便獲得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就，先后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并未忘記，我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GDP在世界上僅排第80位左右，按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y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標準，到2015年，我國尚有約5，500萬人口尚待脫貧，如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尚待脫貧的人口更多。這都說明發(fā)展權的實現是歷史任務，仍然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生存與發(fā)展在相當長的時間仍是我國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這一矛盾予以有效解決，并重視對和平權的維護，就能為生存權、發(fā)展權的實現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整個人權保障就能一步一步達到更高水平。
四、中國特色人權觀：主要因素和初步概括
中國特色人權觀，如何進一步提煉，以簡明、準確的語言進行表達，尚需進一步研究。不過從上述問題思考，以下因素應當予以重視。其一，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仁和理念，以人為本，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合一”等蘊涵的深邃哲學內涵。其二，傳統(tǒng)文化中的愛國情結、民族感情，在近代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斗爭中形成的不怕鬼、不信邪，堅持反侵略、反霸權的革命精神。其三，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我國憲法和法律日臻完善。憲法所規(guī)定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依據憲法和法律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將指導人民爭取更大勝利。其四，黨領導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為人民充分享有人權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提供可靠保障。其五，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等外交原則基礎上，我國提出了建立亞洲利益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建立人類利益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際人權保障事業(yè)指出了新的發(fā)展方向。
研究上述形成中國特色人權觀諸因素，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基本原則相契合，試將中國特色人權觀概括為：堅持人權普遍性與人權特殊性相統(tǒng)一；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相統(tǒng)一，遵循“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遵循《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國際公約的宗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為首要人權，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對內，進一步創(chuàng)造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環(huán)境條件，讓人們充分享有人權；對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重視維護和平發(fā)展權，堅持人權平等對話，堅持人權交流與合作，推進建設和諧世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
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論斷。包括中國特色人權觀在內的中國人權保障制度，將隨時代文明進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步履而發(fā)展。任何發(fā)展都不能墨守成規(guī)，發(fā)展都將伴隨觀念更新和對已有體制機制的突破。為使我國人權保障事業(yè)更好發(fā)展，我們要一如既往，堅持黨的領導，立足中國實際，在傳承中華傳統(tǒng)文化時，注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借鑒西方國家經驗時，注意去偽存真，吸納益于我者，將人類歷史進程的文明成果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如此，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yè)就一定會不斷向前發(fā)展，變得更加美好。
(劉海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責任編輯劉更銀)
京公網安備 1101010200398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