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中國共產黨的人權發(fā)展觀看，早在建黨初期，人權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人權話語體現(xiàn)在各種黨的文獻之中?？梢哉f，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也是中國人民探索、爭取與實踐人權的百年史。本文以中國共產黨建黨到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人權話語變遷的文獻梳理為基礎，探討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話語及其表達。
關 鍵 詞：人權 中國共產黨 民權 蘇俄憲法
一、問題的提出
學術界一般認為，人權并不是中國本土的概念，而是從日本輸入的舶來品。據文獻資料記載，康有為是最早把日文漢字中的人權語詞介紹到中國的中國學者。1897年，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介紹草野宣隆譯的《人權宣告辯妄》。梁啟超在1899年出版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中出現(xiàn)過人權表述。1902年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中也使用了“人權”語詞。可以說，“人權”一詞在中國出現(xiàn)已有一百多年，成為中國社會變遷中最具影響力的詞匯之一，承載著百年社會變遷與進步。
從人權的學術脈絡看，系統(tǒng)地分析中國共產黨對人權的理解，以及人權成為黨的主張的過程是我們把握百年中國人權史的基本出發(fā)點。雖然人權帶有鮮明的時代性與意識形態(tài)性，但在前后百余年的歷史演進中，人權已經融入中國人的公共生活，是共同體具有凝聚力的價值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高舉人權旗幟，把爭取、確立與保障人權作為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目標，不斷豐富人權內涵與實現(xiàn)方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長期以來，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努力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顯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
早在建黨初期，人權成為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與內在的基因。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就是中國人權的探索史、實踐史與奮斗史。本文以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人權話語變遷相關的文獻為基礎，探討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話語及其表達。
二、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早期的人權話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中，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等創(chuàng)始人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研究與翻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并有意識地將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聯(lián)系起來，發(fā)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人權”之聲，意味著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和內在的價值追求。
早在1919年，毛澤東在談論有關體育的文章中闡發(fā)了他對于人的認識， “人者，動物也，則動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動物也，則動必有道”。同年發(fā)表的有關人格問題的論述中，也可見其樸素的人權意識。1919年11月，圍繞當時社會關注的趙女士自殺事件，毛澤東在《大公報》《女界鐘》連續(xù)發(fā)表10篇評論性文章，回應社會的關切。他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中認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huán)境所決定。其中中國社會是首要環(huán)境，她本求生，但無論如何求生，沒有生法。他認為：“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在另一篇題為《趙女士的人格問題》的評論文章中，毛澤東從人格的角度評析了這一事件，他說：“人格這件東西，是由于對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決問題，是要意志自由。趙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毛澤東注意到人的意志實現(xiàn)的社會背景，他比較了中西家庭制度，認為：“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此外，在當年創(chuàng)刊的《湘江評論》中，他對于文藝復興與思想解放以來的命題，如“人類應如何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對強權與自由等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毛澤東早期對于人權相關問題的關注視野十分開闊，是從人的意志自由、社會屬性等角度認識的，雖然沒有直接談人權一詞，但其核心理念中充滿對人的價值與人道的關注。
在1919年11月23日發(fā)表的《非自殺》一文中，毛澤東對自殺問題明確表示“排斥的態(tài)度”，認為：“自殺在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都無位置，故各國刑法有禁止自殺的規(guī)定。”
在談論湖南省憲時，毛澤東批評“省憲法草案”，認為：“第一個最大缺點，是對人民的權利規(guī)定得不夠”，提出：“財產是一個根本，教育、職業(yè)、婚姻種種都是枝葉”。1920年，毛澤東對人權相關的話題提出觀點，如就政治權利保障資格的問題，他提出：“只要你滿了十五歲（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沒有神經病，不論你是農人也罷，工人也罷，商人也罷，學生也罷，教員也罷，兵士也罷，警察也罷，乞丐也罷，女人也罷，你總有權發(fā)言”。1921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大公報》上發(fā)文談到生存權問題，認為：“規(guī)定人民有求得正當職業(yè)的自由權，這就是將人民的‘生存權’規(guī)定于憲法，求得憲法的保障”。用生存權來概括職業(yè)自由權、勞動權和教育權，這是毛澤東首論生存權，可以說是“中國生存權論的第一人”。1922年，毛澤東在《大公報》發(fā)表的《更宜注意的問題》一文中提出全社會注意的勞工三件事：“一、勞工的生存權，二、勞工的勞動權，三、勞工的勞動全收權”。在這里明確提出了生存權的概念。
七十年之后，1991年中國政府發(fā)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強調“生存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把生存權列在中國人權體系之首。從毛澤東早期就人權問題的論述到我國政府發(fā)布的人權白皮書，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對人權思考的理念與脈絡。其實，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與現(xiàn)代憲法的發(fā)展演變也是同步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權實踐與理論思考無疑豐富了世界人權概念多元化的進程，并保持著鮮明的中國歷史記憶。
陳獨秀是最早把人權引入黨內生活的共產黨人之一。陳獨秀早期的人權觀可以概括為個人本位主義的人權觀。1915年，陳獨秀在為《青年雜志》（自第2卷改名《新青年》）撰寫的創(chuàng)刊詞《敬告青年》中，使用了三次“人權”語詞。陳獨秀寫道：“人各有自主之權……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他提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在新文化運動前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倡導個人本位，極言自由平等，其人權觀與西方17、18世紀的第一代人權觀是一脈相承的。陳獨秀說：“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fā)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也。”他也專門談到科學與人權問題，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yōu)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針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他強調“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陳獨秀對于人權的認識，是其關于新文化運動政體社會思想認識的一部分，體現(xiàn)了當時對民主、科學理念的體系性觀點。
李大釗對人權的研究涉及其對于自由與民主概念關系的認識。他認為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與自由相比，民主具有工具性。他認為自由是“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自由是人的天然屬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權利。他認為自殺恰是人類智慧的表現(xiàn)，正是因為人類有了智慧才會選擇自殺，而一般的動物因為沒有智慧就不會選擇自殺。不僅因為智慧，而且自殺與文明的進步還有著密切關系，“自殺的增加，隨著文明進步而與之為正比例。因為愈是文明進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達，則與其茍生毋寧死”。他認為自殺這種極端行為是自殺者自己應該有的人身自由權利，他人既沒有權利予以鼓勵也沒有權利譴責，“我們對于這自殺的事實，只應從社會制度上尋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補那缺陷”。
在新文化運動后期，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社會人”觀念的轉變，對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人權”概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李大釗等人的人權思想逐漸發(fā)生變化，“人權”概念被注入新的內容，個人本位的人權概念開始向社會主義的人權概念轉化。如陳獨秀從主張政治平等進而主張社會平等，主張廢除私有權制度。李大釗則將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在1921年發(fā)表的《自由與秩序》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個人與社會并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亦決非矛盾”。由此認為個人與社會具有不可分離的聯(lián)系，倡導和要求經濟社會權利尤其是勞動者的權利，提出“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贊同“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過渡”。
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時期，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對言論自由、政治權利、勞動權利、自殺權、人格權等人權形態(tài)作出廣泛的引介和探討，試圖以此呼喚民眾的人權理念。這個時候人權的討論更多聚焦于個性解放與民主政治的實行，肯定個人的價值、自由、尊嚴，肯定個人享有的各種權利。可以說，這種人權理念帶有強烈的救國訴求，即在肯定個人自由、個人價值時，將其與民族與國家、社會的命運和發(fā)展相聯(lián)系，將人權作為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的重要載體與目標。這些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的人權思想極大啟發(fā)了民智，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帶領民眾反對封建壓迫的理論武器，也賦予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強烈的人權意識與歷史使命。
三、1918年蘇俄憲法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權話語的影響
在1918年蘇俄憲法的影響下，誕生了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二者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憲法秩序的開端，標志著人類從此進入自由權與社會權二元化的新的人權發(fā)展時期。1918年蘇俄憲法作為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人權理念，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建設新政權的思想基礎之一。1919年，蘇俄憲法譯文在上海正式發(fā)表。1920年，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于上海。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國際國內雙重意義，除了代表著中國先進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其本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人權理念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憲法的影響有著密切關系。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總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制度形態(tài)的蘇俄憲法也深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型塑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蘇俄憲法由張君勱翻譯，全文發(fā)表于上海，并迅速傳播于北京和廣州。當時李大釗主要活動于北京，陳獨秀主要活動于上海和廣州，作為學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密切關注和研究蘇俄憲法，因為蘇俄憲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首次憲法實踐。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提到，他曾閱讀過張慰慈1919年6月發(fā)表的《俄國的新憲法》一文，該文是最早專門研究蘇俄憲法的文章。李大釗談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fā)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李大釗等人在最初接受來自蘇俄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時候，就關注到了社會主義憲法問題。
雖然李大釗和陳獨秀沒有發(fā)表專門研究蘇俄憲法的文章，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不少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關注了蘇俄憲法問題。如中國共產黨的53名創(chuàng)始黨員中，有不少人研究過蘇俄憲法，受到憲法中基本權利保障內容的影響。如陳公博于1919年5月曾根據同年2月出版的一份外文期刊翻譯了蘇俄憲法。又如胡愈之的譯文《勞農俄羅斯之改造狀況》介紹的是列寧談話內容，其中提到“勞農俄國憲法刊印至三百六十萬冊之多，分送各處，以資流傳”。胡愈之的譯文《羅素的新俄觀》談到“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憲法”，“蘇維埃制度算是新俄國的一種特點”。袁振英的譯文《俄羅斯的我觀》認為“俄國勞農政府很有存在的價值”，其還發(fā)表《批評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學說是蘇維埃政府最重要機關的哲理”。此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的以李達為主編的期刊《共產黨》也發(fā)表了不少介紹蘇俄憲法制度的文章。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上海輿論界和共產主義小組內部，憲法、權利等話語體現(xiàn)了十月革命對中國人權發(fā)展的影響。以此為背景，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一大綱領中表達了對“蘇維埃”制度的認同，它標志著蘇俄憲法對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性質、奮斗目標和基本任務，與《共產黨宣言》以及蘇俄憲法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四、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話語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為了使中國人民擺脫壓迫、建立民主政治、實現(xiàn)人的解放。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立了黨的性質、任務和奮斗目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就指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材料，歸社會公有。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明確了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yè)工會，特別強調：在政治斗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斗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斗爭中，我們應該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言論、出版、集會自由是當時國際上公認的自由權，1918年蘇俄憲法和1919年魏瑪憲法廣泛影響了東方國家。同時，中國共產黨基于對社會權的關懷，組織工人罷工、示威游行，號召人們認識到“許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社會不公平以及悲慘的經濟社會狀況，所有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發(fā)的因素”。
在早期黨的有關理論與實踐中，人權始終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作為中國共產黨追求的崇高理想，人權體現(xiàn)在早期的黨的綱領與文獻之中。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人權口號是在1921年11月20日《隴海鐵路罷工宣言》。1921年11月8日，隴海鐵路銅山站發(fā)生 “八號門”事件，徐州鐵路工人推出代表赴洛陽、鄭州、開封各大站聯(lián)絡。北京共產黨組織立即派羅章龍前往洛陽，指導罷工。11月20日晨，銅山站全體機務工人首先罷工，發(fā)表了《隴海鐵路罷工宣言》，提出了“反虐待”“爭人權”等口號。
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中國共產黨任務及其目前的奮斗”部分對黨的性質做了明確表述，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黨的二大宣言號召全國人民“為自由而戰(zhàn)！為獨立而戰(zhàn)！”，科學地闡明人權與政權、人權與主權、人權與社會制度的關系。黨的二大宣言還在提出的目標中列舉了構成人權的主要權利與自由，如：“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七、制定關于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E.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在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黨提出爭取“各種自由權”的目標，要求“制定保護工人農人和婦孺的法律”。就勞動者權利方面，黨提出“工會進行勞動者的經濟改良運動，必然進于為勞動立法運動”。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中羅列的人權主要包括：在政治自由上，承認勞動者的集會結社權、同盟罷工權、契約締結權以及與國際聯(lián)合的權利；在經濟自由上，提出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時間的限制以及承認參與勞動管理的權利；在文化自由上，保證男女工人有受補習教育的機會。此外，特別指出“保護女工和童工”。這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領域就人權保障的具體主張，同時在現(xiàn)代中國人權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3年2月，黨在領導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時，明確提出“為自由而戰(zhàn)，為人權而戰(zhàn)”。同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重申了對少數民族地區(qū)人民權利的保障，提出人權與自決權的問題，為確立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提供了思想基礎。在此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最小限度的黨綱”，其中與人權相關的內容有：實行無限制的普通選舉，選舉期當在休假日；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權；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權；平民須有建議權、罷官權；制定強迫的勞工保險法等。同年8月，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總書記，代表中央向第三次黨代會作報告。他談道：“關于第二次代表會議上決定的‘民權’運動，北京、廣州、上海、山東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爭取民權同盟’。在北京，參加這些新團體的大部分是學生；在山東和廣州，大部分是工人。”
1924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之主張》中提出：“為全民族的解放，為被壓迫的兵士、農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識階級的特殊利益，本黨將向臨時國民政府及國民會議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這里實際上是擴大了人權主體的范圍，把民族解放作為爭取人權的前提，體現(xiàn)了鮮明的人權立場。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對人權的理解也經常使用“民權”一詞，認為“其實民權運動是現(xiàn)時中國農工階級之階級斗爭的一個方面。……現(xiàn)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以實力來爭取民權，要求普選的國民議會，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把當時人權概念所包含的政治自由內涵引入民權概念之中，試圖構建區(qū)別于西方的人權概念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逐步體系化的開端。
五、中國共產黨人權話語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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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把民主政治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李大釗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的文章中指出，那種把半數的婦女排出于人民以外、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的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產階級的平民政治”，這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tǒng)治與屈服的關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在《社會主義釋疑》一文中，李大釗強烈批評資本主義對于人的壓迫，呼吁把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勞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人生的樂趣。”李大釗指出：“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勞動者的自由，只有少數的資本家的自由，高樓、大廈、汽車、馬車全為他們所占據，我們如牛馬的勞苦終身，而衣食住反得不著適當的供養(yǎng)。”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給人以自由，特別是經濟上的自由，“我們要改造這樣的社會，是尋快樂的，不是向那窮苦不自由的地方去”。
然而，在北洋軍閥獨裁統(tǒng)治之下，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政治局面一片黑暗，平民特別是無產階級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地位。要想真正實現(xiàn)人的解放與人權保障，要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政治，非得經由艱苦的斗爭不可。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出版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它的發(fā)刊詞旗幟鮮明地寫道：“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fā)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實實地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于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在這里，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政治的目的和精髓就是實現(xiàn)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等重要自由權利，而憲法是達成這一要求的制度保障。發(fā)刊詞指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對于當時以共和名義行軍閥獨裁統(tǒng)治之實的狀況，它號召人民以革命的手段爭得這些自由：“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為軍閥剝奪凈盡，而且在法律上為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于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組織形式，則是召開體現(xiàn)各階級利益的“國民會議”。如果說在建黨之初，這個政治口號還屬于“空洞的鼓動”的話，到了大革命中后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就已經相當明確了。
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明確反對社會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對于法律的重要性也有清楚的認識，認為法律應當成為社會聯(lián)合的基本準則。中國共產黨既認識到爭取政治權利的極端重要性，因而將其作為最為重要的人權，在斗爭中爭??；但也意識到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一方面是政治權利的社會條件仍有待革命形成，另一方面是政治自由也不能滑向無政府主義，只有秉持公意，才能為革命提供有效的組織力量，以期真正實現(xiàn)權利保障。
（二）保護勞工權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把為無產階級奮斗作為自己的使命，就緊緊依靠工人階級，號召工人聯(lián)合起來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努力實現(xiàn)工人權利。“我們組織工會并不是無意義的，也不僅僅是娛樂、教育或撫恤的機關，我們組織工會的目的，是要用我們這個階級的組織力，做奮斗的工作，謀達到改良我們的狀況。”
1922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fā)布《勞動法案大綱》。大綱共19條，要求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參與企業(yè)管理等權利，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資和享受勞動保險以及保護女工、童工等。《大綱》規(guī)定，禁止雇用16歲以下的男女童工，禁止18歲以下的男女工人從事吃力及有礙衛(wèi)生的工作，絕對禁止超法定時間工作，禁止女工及18歲以下男工從事夜間工作等。
在北洋政府的統(tǒng)治下，工人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工人沒有結社自由、罷工自由，沒有集會、言論、出版等各方面的自由。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爭取建立工會的自由，另一方面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利益訴求，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社會權。1925年5月，黨在《經濟斗爭的決議案》提出，要按照各地各時生活情形，規(guī)定最低限度的工資；建立八小時工作制的規(guī)定，“每個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過八小時以上，這個數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礦山的窿內工人，則至多不能超過六小時；火車升火的工人不能超過四小時”。
1923年2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即“二七”大罷工）。雖然這次罷工失敗，但中國共產黨人強烈地認識到：“我們自‘二七’以后更感覺著自由是我們的第二生命。因為沒有自由，便不能使工會發(fā)展；沒有工會，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經濟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階級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東西，簡直和菽粟水火一般。”黨不斷領導工人運動，為實現(xiàn)組織工會的自由、集會言論的自由和同盟罷工的自由這三大目標而不懈斗爭。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的利益作為斗爭的目標。“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發(fā)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群眾而指導他們的斗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至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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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與人口規(guī)模地位嚴重不相符的是，中國農民長期以來“兼受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兵匪六種蹂躪”。
中國共產黨發(fā)動農民開展政治斗爭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農民政治意識啟蒙的過程，也是喚醒民眾爭取權利的過程。一方面，通過明確各階級的地位和利益需要，激發(fā)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和自覺性。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和貧農屬于半無產階級，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屬于農村無產階級，他們最接近的朋友，能夠成為革命的力量。在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提出，要注意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尤其是不能使中農成為大地主的同盟，注重保障貧農與雇農的特殊利益。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農民運動口號是：“全體農民起來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1926年7月，黨在作出的《農民運動議決案》中明確提出農民運動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要求。在經濟上，要求限定最高租額、限制高利盤剝、反對預征錢糧及苛捐雜稅、征收按市價計算、統(tǒng)一度量衡、禁止囤積居奇。在政治上，要求農民集會結社自由、民選縣長、鄉(xiāng)民選舉鄉(xiāng)村自治機關及一切公益機關、地方財政公開、反對民團執(zhí)行逮捕審判等司法職權、禁止差役需索。在組織形式上，中國共產黨積極發(fā)動農民建立農民協(xié)會等農民自己的組織，并使之成為農民運動的重要組織形式。
土地問題是農民運動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農民階級開展革命斗爭的基本場域。1927年，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農民政權”“解決土地問題之意義”等問題時指出，解決土地問題有三點重要意義：一是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二是為經濟落后的國家增加生產力；三是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解決土地問題即能解決財政問題及兵士問題。此外，解決土地問題還具有廢除封建制、發(fā)展中國工業(yè)、提高文化的意義。因此可以說，“現(xiàn)在階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土地問題的急進的解決。這土地問題的急進的解決（土地革命），是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lián)盟所必需的”。
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土地問題的基本主張是：土地國有、平均地權。192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提出：“必須要在平均享用地權的原則之下，徹底將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問題解決，欲實現(xiàn)此步驟必須土地國有。”這次大會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具體策略。一是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yè)公司的土地，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而土地委員會負責土地的管理。二是耕種沒收土地的農民，除繳納累進的地稅外不納任何雜稅；未沒收的土地之租率減至與累進的田稅相當的程度；耕種未沒收的土地之農民只繳納確定的佃租，不納其他雜稅，并永久享有租佃權。三是取消地主紳士所有的一切政權及權利，建立農民的鄉(xiāng)村自治政府，對農村各被壓迫階級所組織的鄉(xiāng)民會議負責。此外還有組織農民自衛(wèi)軍、建立國家農業(yè)銀行及農民合作社、取消重利債務的利息等方面的要求。
在國民革命后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日漸認識到農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現(xiàn)在中國革命已發(fā)展到了以農村革命為中心的新階段”。同時提出，在土地革命這一過程中，要尤其重視奪取和建立農民政權：“農民運動的中心問題，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現(xiàn)在階段主要特點是農民政權之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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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男女平等、保障婦女權利，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一直為之努力實現(xiàn)的革命目標，并把婦女解放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婦女解放的目標是：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舊社會一切禮教習俗的束縛。同時，中國共產黨“認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因此號召婦女行動起來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破除財產私有制，才能實現(xiàn)完全解放的目的。“我們深知現(xiàn)代婦女所以至于被奴屬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罪惡。私有制度不廢除，婦女解放永做不到徹底；同時勞動解放運動正是向廢除私有制度方面前進，故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實有極大關聯(lián)。”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婦女運動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導運動的口號，如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中為婦女奮斗提出的目標是：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等。1923年6月，黨在《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提出“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yè)平等”“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等口號。1925年1月，黨在《對于婦女運動之議決案》中，除繼續(xù)保留上述口號外，還提出了“女子應有參政權”的運動口號。1927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五一節(jié)”紀念告中國民眾書中，再次強調每日8小時工作制的運動，要求“在最短期間確定勞動法，親自參與監(jiān)督勞動法的實施，如工作時間、工廠衛(wèi)生、最低工資、女工童工的保護等”并把“保護女工童工”作為“五一”的標語。
六、結語
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前的短短六年，中共先后召開了五次代表大會，黨員由50多名發(fā)展為近5.8萬名，并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大革命失敗后，年輕的共產黨遭遇了成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從1927年8月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tǒng)治、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繼續(xù)進行革命戰(zhàn)爭。
1928年6月到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通過一系列決議，并把爭取群眾作為黨的首要工作。從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開創(chuàng)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與實踐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
?。n大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關 鍵 詞：人權 中國共產黨 民權 蘇俄憲法
一、問題的提出
學術界一般認為，人權并不是中國本土的概念，而是從日本輸入的舶來品。據文獻資料記載，康有為是最早把日文漢字中的人權語詞介紹到中國的中國學者。1897年，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介紹草野宣隆譯的《人權宣告辯妄》。梁啟超在1899年出版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中出現(xiàn)過人權表述。1902年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中也使用了“人權”語詞。可以說，“人權”一詞在中國出現(xiàn)已有一百多年，成為中國社會變遷中最具影響力的詞匯之一，承載著百年社會變遷與進步。
從人權的學術脈絡看，系統(tǒng)地分析中國共產黨對人權的理解，以及人權成為黨的主張的過程是我們把握百年中國人權史的基本出發(fā)點。雖然人權帶有鮮明的時代性與意識形態(tài)性，但在前后百余年的歷史演進中，人權已經融入中國人的公共生活，是共同體具有凝聚力的價值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高舉人權旗幟，把爭取、確立與保障人權作為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目標，不斷豐富人權內涵與實現(xiàn)方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長期以來，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努力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顯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
早在建黨初期，人權成為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與內在的基因。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就是中國人權的探索史、實踐史與奮斗史。本文以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人權話語變遷相關的文獻為基礎，探討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話語及其表達。
二、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早期的人權話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中，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等創(chuàng)始人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研究與翻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并有意識地將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聯(lián)系起來，發(fā)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人權”之聲，意味著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和內在的價值追求。
早在1919年，毛澤東在談論有關體育的文章中闡發(fā)了他對于人的認識， “人者，動物也，則動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動物也，則動必有道”。同年發(fā)表的有關人格問題的論述中，也可見其樸素的人權意識。1919年11月，圍繞當時社會關注的趙女士自殺事件，毛澤東在《大公報》《女界鐘》連續(xù)發(fā)表10篇評論性文章，回應社會的關切。他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中認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huán)境所決定。其中中國社會是首要環(huán)境，她本求生，但無論如何求生，沒有生法。他認為：“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在另一篇題為《趙女士的人格問題》的評論文章中，毛澤東從人格的角度評析了這一事件，他說：“人格這件東西，是由于對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決問題，是要意志自由。趙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毛澤東注意到人的意志實現(xiàn)的社會背景，他比較了中西家庭制度，認為：“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此外，在當年創(chuàng)刊的《湘江評論》中，他對于文藝復興與思想解放以來的命題，如“人類應如何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對強權與自由等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毛澤東早期對于人權相關問題的關注視野十分開闊，是從人的意志自由、社會屬性等角度認識的，雖然沒有直接談人權一詞，但其核心理念中充滿對人的價值與人道的關注。
在1919年11月23日發(fā)表的《非自殺》一文中，毛澤東對自殺問題明確表示“排斥的態(tài)度”，認為：“自殺在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都無位置，故各國刑法有禁止自殺的規(guī)定。”
在談論湖南省憲時，毛澤東批評“省憲法草案”，認為：“第一個最大缺點，是對人民的權利規(guī)定得不夠”，提出：“財產是一個根本，教育、職業(yè)、婚姻種種都是枝葉”。1920年，毛澤東對人權相關的話題提出觀點，如就政治權利保障資格的問題，他提出：“只要你滿了十五歲（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沒有神經病，不論你是農人也罷，工人也罷，商人也罷，學生也罷，教員也罷，兵士也罷，警察也罷，乞丐也罷，女人也罷，你總有權發(fā)言”。1921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大公報》上發(fā)文談到生存權問題，認為：“規(guī)定人民有求得正當職業(yè)的自由權，這就是將人民的‘生存權’規(guī)定于憲法，求得憲法的保障”。用生存權來概括職業(yè)自由權、勞動權和教育權，這是毛澤東首論生存權，可以說是“中國生存權論的第一人”。1922年，毛澤東在《大公報》發(fā)表的《更宜注意的問題》一文中提出全社會注意的勞工三件事：“一、勞工的生存權，二、勞工的勞動權，三、勞工的勞動全收權”。在這里明確提出了生存權的概念。
七十年之后，1991年中國政府發(fā)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強調“生存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把生存權列在中國人權體系之首。從毛澤東早期就人權問題的論述到我國政府發(fā)布的人權白皮書，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對人權思考的理念與脈絡。其實，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與現(xiàn)代憲法的發(fā)展演變也是同步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權實踐與理論思考無疑豐富了世界人權概念多元化的進程，并保持著鮮明的中國歷史記憶。
陳獨秀是最早把人權引入黨內生活的共產黨人之一。陳獨秀早期的人權觀可以概括為個人本位主義的人權觀。1915年，陳獨秀在為《青年雜志》（自第2卷改名《新青年》）撰寫的創(chuàng)刊詞《敬告青年》中，使用了三次“人權”語詞。陳獨秀寫道：“人各有自主之權……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他提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在新文化運動前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倡導個人本位，極言自由平等，其人權觀與西方17、18世紀的第一代人權觀是一脈相承的。陳獨秀說：“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fā)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也。”他也專門談到科學與人權問題，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yōu)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針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他強調“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陳獨秀對于人權的認識，是其關于新文化運動政體社會思想認識的一部分，體現(xiàn)了當時對民主、科學理念的體系性觀點。
李大釗對人權的研究涉及其對于自由與民主概念關系的認識。他認為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與自由相比，民主具有工具性。他認為自由是“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自由是人的天然屬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權利。他認為自殺恰是人類智慧的表現(xiàn)，正是因為人類有了智慧才會選擇自殺，而一般的動物因為沒有智慧就不會選擇自殺。不僅因為智慧，而且自殺與文明的進步還有著密切關系，“自殺的增加，隨著文明進步而與之為正比例。因為愈是文明進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達，則與其茍生毋寧死”。他認為自殺這種極端行為是自殺者自己應該有的人身自由權利，他人既沒有權利予以鼓勵也沒有權利譴責，“我們對于這自殺的事實，只應從社會制度上尋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補那缺陷”。
在新文化運動后期，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社會人”觀念的轉變，對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人權”概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李大釗等人的人權思想逐漸發(fā)生變化，“人權”概念被注入新的內容，個人本位的人權概念開始向社會主義的人權概念轉化。如陳獨秀從主張政治平等進而主張社會平等，主張廢除私有權制度。李大釗則將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在1921年發(fā)表的《自由與秩序》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個人與社會并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亦決非矛盾”。由此認為個人與社會具有不可分離的聯(lián)系，倡導和要求經濟社會權利尤其是勞動者的權利，提出“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贊同“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過渡”。
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時期，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對言論自由、政治權利、勞動權利、自殺權、人格權等人權形態(tài)作出廣泛的引介和探討，試圖以此呼喚民眾的人權理念。這個時候人權的討論更多聚焦于個性解放與民主政治的實行，肯定個人的價值、自由、尊嚴，肯定個人享有的各種權利。可以說，這種人權理念帶有強烈的救國訴求，即在肯定個人自由、個人價值時，將其與民族與國家、社會的命運和發(fā)展相聯(lián)系，將人權作為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的重要載體與目標。這些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的人權思想極大啟發(fā)了民智，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帶領民眾反對封建壓迫的理論武器，也賦予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強烈的人權意識與歷史使命。
三、1918年蘇俄憲法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權話語的影響
在1918年蘇俄憲法的影響下，誕生了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二者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憲法秩序的開端，標志著人類從此進入自由權與社會權二元化的新的人權發(fā)展時期。1918年蘇俄憲法作為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人權理念，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建設新政權的思想基礎之一。1919年，蘇俄憲法譯文在上海正式發(fā)表。1920年，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于上海。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國際國內雙重意義，除了代表著中國先進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其本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人權理念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憲法的影響有著密切關系。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總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制度形態(tài)的蘇俄憲法也深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型塑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蘇俄憲法由張君勱翻譯，全文發(fā)表于上海，并迅速傳播于北京和廣州。當時李大釗主要活動于北京，陳獨秀主要活動于上海和廣州，作為學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密切關注和研究蘇俄憲法，因為蘇俄憲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首次憲法實踐。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提到，他曾閱讀過張慰慈1919年6月發(fā)表的《俄國的新憲法》一文，該文是最早專門研究蘇俄憲法的文章。李大釗談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fā)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李大釗等人在最初接受來自蘇俄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時候，就關注到了社會主義憲法問題。
雖然李大釗和陳獨秀沒有發(fā)表專門研究蘇俄憲法的文章，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不少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關注了蘇俄憲法問題。如中國共產黨的53名創(chuàng)始黨員中，有不少人研究過蘇俄憲法，受到憲法中基本權利保障內容的影響。如陳公博于1919年5月曾根據同年2月出版的一份外文期刊翻譯了蘇俄憲法。又如胡愈之的譯文《勞農俄羅斯之改造狀況》介紹的是列寧談話內容，其中提到“勞農俄國憲法刊印至三百六十萬冊之多，分送各處，以資流傳”。胡愈之的譯文《羅素的新俄觀》談到“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憲法”，“蘇維埃制度算是新俄國的一種特點”。袁振英的譯文《俄羅斯的我觀》認為“俄國勞農政府很有存在的價值”，其還發(fā)表《批評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學說是蘇維埃政府最重要機關的哲理”。此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的以李達為主編的期刊《共產黨》也發(fā)表了不少介紹蘇俄憲法制度的文章。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上海輿論界和共產主義小組內部，憲法、權利等話語體現(xiàn)了十月革命對中國人權發(fā)展的影響。以此為背景，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一大綱領中表達了對“蘇維埃”制度的認同，它標志著蘇俄憲法對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性質、奮斗目標和基本任務，與《共產黨宣言》以及蘇俄憲法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四、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話語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為了使中國人民擺脫壓迫、建立民主政治、實現(xiàn)人的解放。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立了黨的性質、任務和奮斗目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就指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材料，歸社會公有。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明確了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yè)工會，特別強調：在政治斗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斗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斗爭中，我們應該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言論、出版、集會自由是當時國際上公認的自由權，1918年蘇俄憲法和1919年魏瑪憲法廣泛影響了東方國家。同時，中國共產黨基于對社會權的關懷，組織工人罷工、示威游行，號召人們認識到“許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社會不公平以及悲慘的經濟社會狀況，所有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發(fā)的因素”。
在早期黨的有關理論與實踐中，人權始終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作為中國共產黨追求的崇高理想，人權體現(xiàn)在早期的黨的綱領與文獻之中。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人權口號是在1921年11月20日《隴海鐵路罷工宣言》。1921年11月8日，隴海鐵路銅山站發(fā)生 “八號門”事件，徐州鐵路工人推出代表赴洛陽、鄭州、開封各大站聯(lián)絡。北京共產黨組織立即派羅章龍前往洛陽，指導罷工。11月20日晨，銅山站全體機務工人首先罷工，發(fā)表了《隴海鐵路罷工宣言》，提出了“反虐待”“爭人權”等口號。
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中國共產黨任務及其目前的奮斗”部分對黨的性質做了明確表述，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黨的二大宣言號召全國人民“為自由而戰(zhàn)！為獨立而戰(zhàn)！”，科學地闡明人權與政權、人權與主權、人權與社會制度的關系。黨的二大宣言還在提出的目標中列舉了構成人權的主要權利與自由，如：“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七、制定關于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E.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在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黨提出爭取“各種自由權”的目標，要求“制定保護工人農人和婦孺的法律”。就勞動者權利方面，黨提出“工會進行勞動者的經濟改良運動，必然進于為勞動立法運動”。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中羅列的人權主要包括：在政治自由上，承認勞動者的集會結社權、同盟罷工權、契約締結權以及與國際聯(lián)合的權利；在經濟自由上，提出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時間的限制以及承認參與勞動管理的權利；在文化自由上，保證男女工人有受補習教育的機會。此外，特別指出“保護女工和童工”。這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領域就人權保障的具體主張，同時在現(xiàn)代中國人權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3年2月，黨在領導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時，明確提出“為自由而戰(zhàn)，為人權而戰(zhàn)”。同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重申了對少數民族地區(qū)人民權利的保障，提出人權與自決權的問題，為確立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提供了思想基礎。在此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最小限度的黨綱”，其中與人權相關的內容有：實行無限制的普通選舉，選舉期當在休假日；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權；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權；平民須有建議權、罷官權；制定強迫的勞工保險法等。同年8月，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總書記，代表中央向第三次黨代會作報告。他談道：“關于第二次代表會議上決定的‘民權’運動，北京、廣州、上海、山東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爭取民權同盟’。在北京，參加這些新團體的大部分是學生；在山東和廣州，大部分是工人。”
1924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之主張》中提出：“為全民族的解放，為被壓迫的兵士、農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識階級的特殊利益，本黨將向臨時國民政府及國民會議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這里實際上是擴大了人權主體的范圍，把民族解放作為爭取人權的前提，體現(xiàn)了鮮明的人權立場。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對人權的理解也經常使用“民權”一詞，認為“其實民權運動是現(xiàn)時中國農工階級之階級斗爭的一個方面。……現(xiàn)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以實力來爭取民權，要求普選的國民議會，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把當時人權概念所包含的政治自由內涵引入民權概念之中，試圖構建區(qū)別于西方的人權概念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逐步體系化的開端。
五、中國共產黨人權話語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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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把民主政治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李大釗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的文章中指出，那種把半數的婦女排出于人民以外、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的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產階級的平民政治”，這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tǒng)治與屈服的關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在《社會主義釋疑》一文中，李大釗強烈批評資本主義對于人的壓迫，呼吁把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勞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人生的樂趣。”李大釗指出：“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勞動者的自由，只有少數的資本家的自由，高樓、大廈、汽車、馬車全為他們所占據，我們如牛馬的勞苦終身，而衣食住反得不著適當的供養(yǎng)。”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給人以自由，特別是經濟上的自由，“我們要改造這樣的社會，是尋快樂的，不是向那窮苦不自由的地方去”。
然而，在北洋軍閥獨裁統(tǒng)治之下，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政治局面一片黑暗，平民特別是無產階級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地位。要想真正實現(xiàn)人的解放與人權保障，要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政治，非得經由艱苦的斗爭不可。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出版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它的發(fā)刊詞旗幟鮮明地寫道：“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fā)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實實地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于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在這里，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政治的目的和精髓就是實現(xiàn)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等重要自由權利，而憲法是達成這一要求的制度保障。發(fā)刊詞指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對于當時以共和名義行軍閥獨裁統(tǒng)治之實的狀況，它號召人民以革命的手段爭得這些自由：“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為軍閥剝奪凈盡，而且在法律上為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于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組織形式，則是召開體現(xiàn)各階級利益的“國民會議”。如果說在建黨之初，這個政治口號還屬于“空洞的鼓動”的話，到了大革命中后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就已經相當明確了。
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明確反對社會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對于法律的重要性也有清楚的認識，認為法律應當成為社會聯(lián)合的基本準則。中國共產黨既認識到爭取政治權利的極端重要性，因而將其作為最為重要的人權，在斗爭中爭??；但也意識到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一方面是政治權利的社會條件仍有待革命形成，另一方面是政治自由也不能滑向無政府主義，只有秉持公意，才能為革命提供有效的組織力量，以期真正實現(xiàn)權利保障。
（二）保護勞工權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把為無產階級奮斗作為自己的使命，就緊緊依靠工人階級，號召工人聯(lián)合起來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努力實現(xiàn)工人權利。“我們組織工會并不是無意義的，也不僅僅是娛樂、教育或撫恤的機關，我們組織工會的目的，是要用我們這個階級的組織力，做奮斗的工作，謀達到改良我們的狀況。”
1922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fā)布《勞動法案大綱》。大綱共19條，要求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參與企業(yè)管理等權利，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資和享受勞動保險以及保護女工、童工等。《大綱》規(guī)定，禁止雇用16歲以下的男女童工，禁止18歲以下的男女工人從事吃力及有礙衛(wèi)生的工作，絕對禁止超法定時間工作，禁止女工及18歲以下男工從事夜間工作等。
在北洋政府的統(tǒng)治下，工人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工人沒有結社自由、罷工自由，沒有集會、言論、出版等各方面的自由。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爭取建立工會的自由，另一方面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利益訴求，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社會權。1925年5月，黨在《經濟斗爭的決議案》提出，要按照各地各時生活情形，規(guī)定最低限度的工資；建立八小時工作制的規(guī)定，“每個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過八小時以上，這個數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礦山的窿內工人，則至多不能超過六小時；火車升火的工人不能超過四小時”。
1923年2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即“二七”大罷工）。雖然這次罷工失敗，但中國共產黨人強烈地認識到：“我們自‘二七’以后更感覺著自由是我們的第二生命。因為沒有自由，便不能使工會發(fā)展；沒有工會，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經濟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階級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東西，簡直和菽粟水火一般。”黨不斷領導工人運動，為實現(xiàn)組織工會的自由、集會言論的自由和同盟罷工的自由這三大目標而不懈斗爭。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的利益作為斗爭的目標。“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發(fā)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群眾而指導他們的斗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至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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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與人口規(guī)模地位嚴重不相符的是，中國農民長期以來“兼受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兵匪六種蹂躪”。
中國共產黨發(fā)動農民開展政治斗爭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農民政治意識啟蒙的過程，也是喚醒民眾爭取權利的過程。一方面，通過明確各階級的地位和利益需要，激發(fā)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和自覺性。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和貧農屬于半無產階級，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屬于農村無產階級，他們最接近的朋友，能夠成為革命的力量。在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提出，要注意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尤其是不能使中農成為大地主的同盟，注重保障貧農與雇農的特殊利益。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農民運動口號是：“全體農民起來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1926年7月，黨在作出的《農民運動議決案》中明確提出農民運動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要求。在經濟上，要求限定最高租額、限制高利盤剝、反對預征錢糧及苛捐雜稅、征收按市價計算、統(tǒng)一度量衡、禁止囤積居奇。在政治上，要求農民集會結社自由、民選縣長、鄉(xiāng)民選舉鄉(xiāng)村自治機關及一切公益機關、地方財政公開、反對民團執(zhí)行逮捕審判等司法職權、禁止差役需索。在組織形式上，中國共產黨積極發(fā)動農民建立農民協(xié)會等農民自己的組織，并使之成為農民運動的重要組織形式。
土地問題是農民運動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農民階級開展革命斗爭的基本場域。1927年，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農民政權”“解決土地問題之意義”等問題時指出，解決土地問題有三點重要意義：一是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二是為經濟落后的國家增加生產力；三是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解決土地問題即能解決財政問題及兵士問題。此外，解決土地問題還具有廢除封建制、發(fā)展中國工業(yè)、提高文化的意義。因此可以說，“現(xiàn)在階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土地問題的急進的解決。這土地問題的急進的解決（土地革命），是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lián)盟所必需的”。
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土地問題的基本主張是：土地國有、平均地權。192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提出：“必須要在平均享用地權的原則之下，徹底將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問題解決，欲實現(xiàn)此步驟必須土地國有。”這次大會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具體策略。一是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yè)公司的土地，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而土地委員會負責土地的管理。二是耕種沒收土地的農民，除繳納累進的地稅外不納任何雜稅；未沒收的土地之租率減至與累進的田稅相當的程度；耕種未沒收的土地之農民只繳納確定的佃租，不納其他雜稅，并永久享有租佃權。三是取消地主紳士所有的一切政權及權利，建立農民的鄉(xiāng)村自治政府，對農村各被壓迫階級所組織的鄉(xiāng)民會議負責。此外還有組織農民自衛(wèi)軍、建立國家農業(yè)銀行及農民合作社、取消重利債務的利息等方面的要求。
在國民革命后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日漸認識到農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現(xiàn)在中國革命已發(fā)展到了以農村革命為中心的新階段”。同時提出，在土地革命這一過程中，要尤其重視奪取和建立農民政權：“農民運動的中心問題，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現(xiàn)在階段主要特點是農民政權之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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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男女平等、保障婦女權利，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一直為之努力實現(xiàn)的革命目標，并把婦女解放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婦女解放的目標是：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舊社會一切禮教習俗的束縛。同時，中國共產黨“認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因此號召婦女行動起來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破除財產私有制，才能實現(xiàn)完全解放的目的。“我們深知現(xiàn)代婦女所以至于被奴屬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罪惡。私有制度不廢除，婦女解放永做不到徹底；同時勞動解放運動正是向廢除私有制度方面前進，故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實有極大關聯(lián)。”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婦女運動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導運動的口號，如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中為婦女奮斗提出的目標是：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等。1923年6月，黨在《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提出“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yè)平等”“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等口號。1925年1月，黨在《對于婦女運動之議決案》中，除繼續(xù)保留上述口號外，還提出了“女子應有參政權”的運動口號。1927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五一節(jié)”紀念告中國民眾書中，再次強調每日8小時工作制的運動，要求“在最短期間確定勞動法，親自參與監(jiān)督勞動法的實施，如工作時間、工廠衛(wèi)生、最低工資、女工童工的保護等”并把“保護女工童工”作為“五一”的標語。
六、結語
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前的短短六年，中共先后召開了五次代表大會，黨員由50多名發(fā)展為近5.8萬名，并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大革命失敗后，年輕的共產黨遭遇了成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從1927年8月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tǒng)治、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繼續(xù)進行革命戰(zhàn)爭。
1928年6月到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通過一系列決議，并把爭取群眾作為黨的首要工作。從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開創(chuàng)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權思想與實踐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
?。n大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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