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要界定。在一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重大戰(zhàn)略及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都同黨根據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發(fā)展階段以及黨對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緊密相關。這對于確定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在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而奮斗的過程中，黨始終不懈地堅持為人民謀幸福。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這是黨和國家能夠取得包括人權建設在內各項事業(yè)偉大成就的重要內在原因。
關鍵詞：社會性質 主要矛盾 基本矛盾 人權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黨中央通過科學分析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界定，對我國人權事業(yè)的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本文擬通過回顧黨的有關重要文獻和領導人的論述，對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和階段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進行一些解讀。
一、黨在成立初期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描繪和確立的奮斗目標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前爆發(fā)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準備。在黨成立前后的一段時期，李大釗等贊成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的有關著述，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可以歸納出很多重要的人權思想。
李大釗在建黨前后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為中國社會發(fā)展指出的歷史和社會前進的必然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在他看來，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關于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建黨前夕的1921年3月，李大釗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yè)》一文中就認識到：“所以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不愁缺乏資本，尤不愁缺乏勞力，以此而開發(fā)地大物博的中國富源，實業(yè)是大可發(fā)展的。且中國不實行社會主義，則官僚之勢力太大，他們也是掣肘實業(yè)的人。中國實業(yè)界的人，沒有不受官僚的操縱壓迫的，既行社會主義而后，則此種掣肘實業(yè)的人，當然可以消滅了。我要說一句武斷的預言∶中國實業(yè)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為什么中國不應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呢？1922年7月1日，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一文中，李大釗從民主和平等的角度做出了回答：“無論富者統(tǒng)治貧者，貧者統(tǒng)治富者；男子統(tǒng)治女子，女子統(tǒng)治男子；強者統(tǒng)治弱者，弱者統(tǒng)治強者；老者統(tǒng)治幼者，幼者統(tǒng)治老者，凡此種種擅用與治服的體制，均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所不許。”在李大釗看來，社會主義的精神是包括人人平等的，所以中國應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在長文《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中，李大釗繼續(xù)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進行解釋：“從經濟方面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1923年11月7日，李大釗在上海大學所作題為《社會主義釋疑》的演講中，還將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明確界定為：“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按照李大釗的觀點，如果建立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中國就能夠真正做到尊重每個勞動者及其勞動和勞動成果，就能夠真正把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作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就能夠為勞動者發(fā)揮和發(fā)展才能逐步創(chuàng)造必要的社會條件?，F在看來，李大釗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實業(yè)之振興”“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等等，實際上都是他希望中國人民都能過上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權有保障的美好生活。當然，對此他的正確結論之一是，只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這樣的美好愿景。
更重要的是，李大釗還認為，中國不可能自發(fā)地演進為社會主義社會。建黨前夕的1921年1月27日，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指出：“不少人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首先著力于發(fā)展實業(yè)，以開發(fā)全國的事業(yè)，增加富力，從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廣大的下層農民富裕起來，認為這是最穩(wěn)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卻與此相反。”為什么呢？李大釗認為這是由當時中國的國情或者說社會性質決定的。早在1920年1月1日，他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就指出：“這就是世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這就是世界的無產階級尋不著工作的現象。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于內部自然的發(fā)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于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1922年9月3日，他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國際少年日紀念會”上的演講》中，又簡明扼要地概括說：“中國現在的特殊情形由來有兩種∶一種是外來的壓迫，即受國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支配；一種是國內武人軍閥的壓迫。要求（從）此種情形中解放，完全須由我們團結起來奮斗。”所以，1927年4月，李大釗在犧牲前夕的《獄中自述》中，總結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說：“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fā)達國家產業(yè)之國家之目的。”也就是說，李大釗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奮斗，就是要為國家爭取主權、為人民爭取人權。
李大釗上述對國情的描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yōu)樾旅裰髦髁x革命時，已經認識到了外來壓迫與國內壓迫形成的中國社會性質，使中國不可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必須首先解決這些壓迫與中國、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這與后來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質的科學分析，是相一致的；也與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界定，是相一致的。正是在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研究的基礎上，黨的一大就將黨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將黨的綱領確立為“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等。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黨的二大的宣言，則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實際上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宣言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還提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黨的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tǒng)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還應該指出的是，從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在《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李大釗將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性概括為：“馬克思則以‘物質的生產力’為最高動因。由家庭經濟變?yōu)橘Y本家的經濟，由小產業(yè)制變?yōu)楣鼋M織制，就是由生產力的變動而決定的。”李大釗在這里所概括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高動力和原因，也可以歸結為屬于今天我們關于人權的發(fā)展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基本觀點。
總之，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早期思想探索。李大釗上述關于反對、擺脫、打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等等的觀點和論述，也屬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理論成果。
二、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chuàng)立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中，同樣閃耀著許多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光輝。
毛澤東在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根據時局的變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科學分析。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后，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在這一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他還作出了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即“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對此，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毫無疑義，主要地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繼續(xù)指出：“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yōu)橐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tǒng)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yōu)橐粋€被新文化統(tǒng)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看來，這一時期要解決的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矛盾；不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就不能獲得解放，中國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1945年4月24日，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為著動員和統(tǒng)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也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所以，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人民迫切希望休養(yǎng)生息，發(fā)展經濟，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表示愿與國民黨繼續(xù)合作建國。但是由于國民黨軍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qū)的武裝進犯，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的一些轉化，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提出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并且取得了除臺灣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巨變。這也是黨科學分析和界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因為，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在復雜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種矛盾中，每種矛盾所處的地位、對事物發(fā)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總有主次、重要非重要之分，其中必有一種矛盾與其他諸種矛盾相比較而言，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fā)展起決定作用，這種矛盾就是主要矛盾。毛澤東的以上論述，深刻總結鴉片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黨成立以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科學分析了中國民主革命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具體情況和主要矛盾，制定了符合實際的戰(zhàn)略和策略；從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同時，他也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飛躍。
還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還提出了檢驗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fā)展現代工業(yè)，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應該說，這一標準迄今也還是我們檢驗中國人權狀況好壞與否的首要標準。
總之，在舊中國，廣大人民長期處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國家沒有主權，人民沒有人權。毛澤東思想中的上述觀點，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是通過科學分析和界定當時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從而提出并完成了反抗外來侵略、爭取國家主權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這也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自成立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是以為人民謀幸福作為科學分析和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的奮斗目標。而新中國的建立，則開始了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進程，又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如何繼續(xù)為人民謀幸福的重大課題。
三、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根據中國社會性質的這一根本變化，1956年9月27日，黨的八大在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yè)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yè)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所以，“黨和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yè)國變?yōu)橄冗M的工業(yè)國。”可以說，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也成為當時全黨全國的共識。
此后，毛澤東也曾經科學分析過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修改和補充而成的文章，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yōu)勝得多。如果不優(yōu)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fā)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毛澤東還指出：“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fā)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xù)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化了八大政治報告的內容,吸收了黨章修改報告和二五計劃報告以及大會發(fā)言的精華,也為我們現今更好地進行人權事業(yè)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引用的毛澤東的論述中，他使用的是“基本矛盾”一詞。這是毛澤東在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基本矛盾后，認為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這也是他對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從哲學理論上的說明和闡發(fā)。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它對人們從總體上考察社會歷史，全面地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及其發(fā)展變化的基本線索，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這兩對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tài)之中，規(guī)定了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結構，貫穿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始終，也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歷史證明，上述黨的八大的論斷和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出發(fā)，科學地分析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社會性質,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確論斷；并且據此規(guī)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提出了中國繼續(xù)前進的目標和方向。這對于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豐富和發(fā)展。
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取得的偉大成就，1982年憲法序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fā)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yè)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yè)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yè)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這也是對新中國這一時期維護國家主權、建設人權事業(y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充分肯定。
總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界定。因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同生產力發(fā)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著整個社會發(fā)展進程。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生產力的發(fā)展，是推動人類社會人權進步的根本動力，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則是人類社會和人權進步發(fā)展的根本原因。
四、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對中國社會所處階段、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后，如何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成立后必須解決的首要基本問題。
1979年10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鄧小平就迫切需要解決的幾個理論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指出：“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在這里說了很長的一段話，現在不重復。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但是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鄧小平的上述講話，分別涉及新時期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中文中，“基本”一詞有“主要的、根本的”等含義；“主要”一詞有在“主要的事物中關系最大、起決定作用的”等含義。所以，“基本”和“主要”的含義相近，并有所重疊。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在有些事物中，主要矛盾與基本矛盾是同一的，貫穿于事物發(fā)展全過程的始終。在有些事物中,主要矛盾與基本矛盾不完全同一,它可能是基本矛盾中的一個矛盾，也可能是基本矛盾中某幾個矛盾的綜合。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矛盾在事物發(fā)展的全過程中將隨著矛盾運動的發(fā)展而變化。所以，根據鄧小平的觀點，既然主要矛盾在諸種矛盾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fā)展起決定作用，那就必須從基本矛盾中，找出和抓住主要矛盾，據此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新時期需要完成的根本任務，從而掌握所有工作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因此，鄧小平根據毛澤東思想，提出要對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主要矛盾進行科學分析和界定。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根據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我國社會主義新時期的主要矛盾做了規(guī)范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黨的十二大雖然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論斷，但是也提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這與《歷史決議》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即指出了為解決這一矛盾而進行社會生產的根本目的。而且，十二大提出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實際上也就是要進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建設。
從黨的《歷史決議》首次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后，鄧小平就一直強調和重申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國社會的性質是社會主義，但是處于不發(fā)達的階段。1984年6月30日，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談話中，他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fā)展生產力。我們講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要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fā)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所以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fā)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fā)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后來，在1985年6月29日《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的談話中，他又指出：“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fā)展社會生產力。一切有利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采用。”1987年8月29日，即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在《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的談話中還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fā)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fā)，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guī)劃。”所以，后來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與《歷史決議》的表述完全一致。
此前鄧小平就一直認為，經濟問題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問題，現代化建設最根本、最主要的就是經濟建設。他甚至在不同場合把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等同看待。例如，早在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所作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就指出：“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行?？茖W技術主要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在鄧小平看來，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很多，但首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此，鄧小平還構想和規(guī)劃了小康社會的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還始終認為，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政策，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消除兩極分化的標準，要把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為了檢驗建設社會主義和小康社會的一切工作是非曲直，早在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就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社會領域進行了深化和具體化。他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致詞》指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在題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談話中，又提出：“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fā)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1992年在南方談話時，鄧小平又將這一標準系統(tǒng)化為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鄧小平理論，從根本上說，我國包括人權建設事業(yè)在內的一切工作，其是與非、好與壞、對與錯，都應當堅持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有利于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檢驗標準。所以，不管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過多少失誤，也不管人們對社會主義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它在中國最具吸引力和最顯著特征的就是，在實踐中始終堅持經濟發(fā)展、實現共同富裕、維護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最具生命力的人權價值所在。
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兩句修改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總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化對社會主義認識的過程中，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漸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基本路線。按照鄧小平理論，中國社會將長期處于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解決這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一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實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長期社會發(fā)展過程。這也是黨始終為人民謀幸福的思想深化過程。因為，只有通過發(fā)展生產力，包括發(fā)展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堅持改革開放，才能實現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才能逐步改善物質生活和充實精神生活，才能建成人權有保障的社會主義小康社會。
五、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豐富和擴展
在黨的十三大重申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之后，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報告，一直沿用和重申這一科學界定。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200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2001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fā)展階段。”在世紀之交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又根據科學分析和界定的社會主要矛盾，對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從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有關建設領域，進行了豐富和擴展。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提出：“因為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所以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努力學習和吸收外國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成果，從而不斷創(chuàng)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使社會全面進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yè)，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既要著眼于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著眼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我們要在發(fā)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fā)展。”2001年12月28日，江澤民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題為《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的講話中又分析和強調說：“只有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斷促進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才能為發(fā)展經濟、發(fā)展先進生產力指引正確的方向，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加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的表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擴展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
根據以上江澤民關于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論述，我們可以將文化的概念歸納為以下幾種：一是將文化視為人類在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習慣、規(guī)范、制度等在內。這是最廣義的文化概念。二是將文化等同于人類在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和習慣、規(guī)范、制度等。這是包括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的文化在內的文化概念。三是將文化視為精神財富的總和，即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發(fā)生和發(fā)展的精神文化。這是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概念。四是將文化視為文學藝術，文化與文學藝術并用；或將文化等同于教育，文化與教育并用。這是特定意義上的文化概念。“馬克思主義又從社會制約性的角度，把文化看成是由社會生產方式決定的表現為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的精神產物，而這種精神產物必須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必須借助一定的形式物化、客觀化，能夠為人們所感知、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說，雖然文化可以是觀念形態(tài)的，但它卻有物質載體。因為文化并不是僅僅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它還更現實地存在于物質世界中，包括人們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的活動。上述后兩種相對狹義的文化概念的共同點在于，把文化限定在人類精神活動的領域，認為文化是包括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道德風俗等觀念形態(tài)的成果。所以，對于后兩種文化概念，可以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觀點，從文化與經濟、政治的區(qū)別與聯系中來認識，即這兩種文化的建設，是與經濟、政治的建設并列的。
文明是與文化相近而且有聯系的概念。在我國，通常是將文明理解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所取得的成果。這與上述第一種最廣義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同時我們過去長期又將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例如，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會。改造社會的成果是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質成果就是物質文明，它表現為人們物質生產的進步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人們的主觀世界也得到改造，社會的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得到發(fā)展，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現為教育、科學、文化知識的發(fā)達和人們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會的改造，社會制度的進步，最終都表現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這里所說的精神文明與上述第二種包括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在內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如果將人類對社會的某些政治改造和社會制度的進步，從上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抽象出來，單獨劃為一個范疇，可以視為是政治文明。在這一意義上，其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者是并列的。所以憲法序言的修改，提出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
總之，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以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豐富和擴展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根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先進文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精神支撐，是指導、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振興中華的重要力量。先進文化在思想道德層面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本質聯系，確立了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信為重點的道德思想和行為準則，為妥善協調處理人們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增進社會的團結穩(wěn)定，促進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條件。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當今時代，先進文化發(fā)展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國人權事業(yè)建設的重要內容。
在繼續(xù)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胡錦濤2007年10月15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茖W發(fā)展和社會和諧是內在統(tǒng)一的。沒有科學發(fā)展就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社會和諧也難以實現科學發(fā)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fā)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要通過發(fā)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fā)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和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原則，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發(fā)展提供良好社會環(huán)境。”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而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也是社會同動物群體的根本區(qū)別。社會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人們在生產活動中形成的與一定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社會的經濟基礎。由經濟基礎產生并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等社會制度、社會關系以及道德、文化、藝術、宗教等社會意識形態(tài),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所以,也可以將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活動、制度、關系等，從廣義的社會概念中抽象出去,形成狹義的社會的概念，即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之外的其他領域相互交往、發(fā)生關系、進行活動的人類生活共同體。因此,對社會建設也可以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社會建設,是指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狹義的社會建設等要素在內的統(tǒng)一體,是范圍最寬泛、結構最復雜、內容最繁多的社會建設。狹義的社會建設,是指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等相并列的社會建設,它是廣義的社會建設的構成部分,又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
總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根據科學發(fā)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構建還包括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住房、就業(yè)、食品藥品安全、勞動保障、社會保障、社會治理、社會救濟等廣泛的領域。同時，科學發(fā)展觀還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要求和建設。所以，科學發(fā)展觀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些發(fā)展變化，同樣也豐富和擴展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包括我國人權事業(yè)在內各項建設的重要領域之一。
六、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如前所述，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報告都沿用和重申了十三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表述。其間，曾有人提議修改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因為時機還不成熟，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定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起草調研中，幾乎所有的反饋都認為，重新定義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如何定義卻意見不一。習近平要求先不要急于下結論，要深入調查研究，進行認真細致思考。有關方面按照要求，經過深入調研，聽取各方面意見，進行廣泛討論，最終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趨于一致。這一幾上幾下、科學審慎的認識過程，正是報告起草工作發(fā)揚黨內民主、集中黨內和各方智慧的寫照。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對于為什么要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論斷，習近平解釋說：“我國穩(wěn)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對于這一論斷的偉大意義，習近平明確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xù)推動發(fā)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fā)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fā)展、社會全面進步。”
正是基于上述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重大論斷，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序言” 第七自然段中，增加和修改了有關生態(tài)文明的內容，而且將“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生態(tài)文明建設而言，其關系到我國人民的福祉，關系到我國的長遠發(fā)展，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未來。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人民群眾的環(huán)境權利，環(huán)境是生態(tài)的最主要內容。所謂環(huán)境，按照我國《環(huán)境保護法》的定義，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量；既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人工環(huán)境，也包括生活工作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所以，環(huán)境權利也屬于人權范圍之內。憲法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等建設并列，體現我國對生態(tài)平衡破壞和自然資源浪費的法治應對保障。
憲法序言的上述增加和修改，還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由“四位一體”建設，擴展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tài)文明的“五位一體”建設，這不僅是黨和國家對于人類文明及其發(fā)展的認識更加全面和科學的體現，而且對于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的協調發(fā)展，促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協調發(fā)展，具有戰(zhàn)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重大作用，也具有人權價值追求的重要意義。同時，憲法將“和諧”作為我國的奮斗目標，這就既包括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即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中國。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fā)展社會事業(y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chuàng)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憲法將“美麗”作為我國的奮斗目標，即建設美麗中國。這就是習近平所指出的：“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chuàng)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yōu)質生態(tài)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yōu)美生態(tài)環(huán)境需要。”這不僅明確了我國追求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價值取向，而且豐富了中國夢的人權美好藍圖。
當然，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還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所以，對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論斷，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來加以解讀：報告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一個方面，即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化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要求我國人權保障的范圍應當更加全面，也為此提出了新的重大艱巨任務。報告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另一個方面，即改變“落后的社會生產”轉化為“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確實是抓住了我國人權事業(yè)建設的關鍵和著力點。所以，我們必須根據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全心全意、竭盡全力地不斷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是說，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還要求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繼續(xù)堅持不懈地為人民謀幸福。
七、結語：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建設指引和價值導向
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的背景下，科學正確的人權理論是保障人權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指導。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對于如何建設人權更有充分保障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方面，積極主動地回應了這一現實關切。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首先，從中國實際出發(fā)，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fā)展理念，將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放在首位，在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良性互動中全方位推進人權建設。其次，要著力加強人權的立法與司法保障，不斷增進人民福祉，努力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fā)展，提高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再次，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fā)展理念鮮明地展現了中國對待人權問題的立場和原則，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對于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高度重視和責任擔當，蘊含著深厚的人權價值導向。
習近平在致信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fā)表70周年座談會時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fā)展作為奮斗目標。”據此，對于本文上述的回顧和解讀，可以簡短地進行如下歸納：中國共產黨在一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中，重大戰(zhàn)略及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都同黨對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發(fā)展階段和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緊密相關，對于確定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解決所處歷史階段的社會主要問題，實現中國的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這也是黨能夠取得為人民謀幸福的各項偉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所以，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xù)”。
?。ㄖ炝τ?，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關鍵詞：社會性質 主要矛盾 基本矛盾 人權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黨中央通過科學分析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界定，對我國人權事業(yè)的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本文擬通過回顧黨的有關重要文獻和領導人的論述，對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和階段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進行一些解讀。
一、黨在成立初期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描繪和確立的奮斗目標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前爆發(fā)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準備。在黨成立前后的一段時期，李大釗等贊成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的有關著述，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可以歸納出很多重要的人權思想。
李大釗在建黨前后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為中國社會發(fā)展指出的歷史和社會前進的必然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在他看來，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關于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建黨前夕的1921年3月，李大釗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yè)》一文中就認識到：“所以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不愁缺乏資本，尤不愁缺乏勞力，以此而開發(fā)地大物博的中國富源，實業(yè)是大可發(fā)展的。且中國不實行社會主義，則官僚之勢力太大，他們也是掣肘實業(yè)的人。中國實業(yè)界的人，沒有不受官僚的操縱壓迫的，既行社會主義而后，則此種掣肘實業(yè)的人，當然可以消滅了。我要說一句武斷的預言∶中國實業(yè)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為什么中國不應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呢？1922年7月1日，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一文中，李大釗從民主和平等的角度做出了回答：“無論富者統(tǒng)治貧者，貧者統(tǒng)治富者；男子統(tǒng)治女子，女子統(tǒng)治男子；強者統(tǒng)治弱者，弱者統(tǒng)治強者；老者統(tǒng)治幼者，幼者統(tǒng)治老者，凡此種種擅用與治服的體制，均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所不許。”在李大釗看來，社會主義的精神是包括人人平等的，所以中國應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在長文《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中，李大釗繼續(xù)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進行解釋：“從經濟方面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1923年11月7日，李大釗在上海大學所作題為《社會主義釋疑》的演講中，還將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明確界定為：“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按照李大釗的觀點，如果建立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中國就能夠真正做到尊重每個勞動者及其勞動和勞動成果，就能夠真正把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作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就能夠為勞動者發(fā)揮和發(fā)展才能逐步創(chuàng)造必要的社會條件?，F在看來，李大釗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實業(yè)之振興”“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等等，實際上都是他希望中國人民都能過上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權有保障的美好生活。當然，對此他的正確結論之一是，只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這樣的美好愿景。
更重要的是，李大釗還認為，中國不可能自發(fā)地演進為社會主義社會。建黨前夕的1921年1月27日，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指出：“不少人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首先著力于發(fā)展實業(yè)，以開發(fā)全國的事業(yè)，增加富力，從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廣大的下層農民富裕起來，認為這是最穩(wěn)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卻與此相反。”為什么呢？李大釗認為這是由當時中國的國情或者說社會性質決定的。早在1920年1月1日，他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就指出：“這就是世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這就是世界的無產階級尋不著工作的現象。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于內部自然的發(fā)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于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1922年9月3日，他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國際少年日紀念會”上的演講》中，又簡明扼要地概括說：“中國現在的特殊情形由來有兩種∶一種是外來的壓迫，即受國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支配；一種是國內武人軍閥的壓迫。要求（從）此種情形中解放，完全須由我們團結起來奮斗。”所以，1927年4月，李大釗在犧牲前夕的《獄中自述》中，總結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說：“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fā)達國家產業(yè)之國家之目的。”也就是說，李大釗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奮斗，就是要為國家爭取主權、為人民爭取人權。
李大釗上述對國情的描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yōu)樾旅裰髦髁x革命時，已經認識到了外來壓迫與國內壓迫形成的中國社會性質，使中國不可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必須首先解決這些壓迫與中國、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這與后來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質的科學分析，是相一致的；也與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界定，是相一致的。正是在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研究的基礎上，黨的一大就將黨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將黨的綱領確立為“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等。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黨的二大的宣言，則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實際上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宣言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還提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黨的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tǒng)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還應該指出的是，從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在《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李大釗將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性概括為：“馬克思則以‘物質的生產力’為最高動因。由家庭經濟變?yōu)橘Y本家的經濟，由小產業(yè)制變?yōu)楣鼋M織制，就是由生產力的變動而決定的。”李大釗在這里所概括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高動力和原因，也可以歸結為屬于今天我們關于人權的發(fā)展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基本觀點。
總之，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早期思想探索。李大釗上述關于反對、擺脫、打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等等的觀點和論述，也屬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理論成果。
二、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chuàng)立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中，同樣閃耀著許多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光輝。
毛澤東在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根據時局的變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科學分析。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后，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在這一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他還作出了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即“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對此，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毫無疑義，主要地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繼續(xù)指出：“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yōu)橐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tǒng)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yōu)橐粋€被新文化統(tǒng)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看來，這一時期要解決的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矛盾；不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就不能獲得解放，中國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1945年4月24日，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為著動員和統(tǒng)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也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所以，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人民迫切希望休養(yǎng)生息，發(fā)展經濟，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表示愿與國民黨繼續(xù)合作建國。但是由于國民黨軍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qū)的武裝進犯，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的一些轉化，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提出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并且取得了除臺灣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巨變。這也是黨科學分析和界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因為，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在復雜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種矛盾中，每種矛盾所處的地位、對事物發(fā)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總有主次、重要非重要之分，其中必有一種矛盾與其他諸種矛盾相比較而言，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fā)展起決定作用，這種矛盾就是主要矛盾。毛澤東的以上論述，深刻總結鴉片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黨成立以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科學分析了中國民主革命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具體情況和主要矛盾，制定了符合實際的戰(zhàn)略和策略；從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同時，他也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飛躍。
還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還提出了檢驗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fā)展現代工業(yè)，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應該說，這一標準迄今也還是我們檢驗中國人權狀況好壞與否的首要標準。
總之，在舊中國，廣大人民長期處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國家沒有主權，人民沒有人權。毛澤東思想中的上述觀點，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是通過科學分析和界定當時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從而提出并完成了反抗外來侵略、爭取國家主權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這也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自成立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是以為人民謀幸福作為科學分析和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的奮斗目標。而新中國的建立，則開始了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進程，又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如何繼續(xù)為人民謀幸福的重大課題。
三、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根據中國社會性質的這一根本變化，1956年9月27日，黨的八大在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yè)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yè)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所以，“黨和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yè)國變?yōu)橄冗M的工業(yè)國。”可以說，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也成為當時全黨全國的共識。
此后，毛澤東也曾經科學分析過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修改和補充而成的文章，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yōu)勝得多。如果不優(yōu)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fā)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毛澤東還指出：“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fā)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xù)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化了八大政治報告的內容,吸收了黨章修改報告和二五計劃報告以及大會發(fā)言的精華,也為我們現今更好地進行人權事業(yè)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引用的毛澤東的論述中，他使用的是“基本矛盾”一詞。這是毛澤東在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基本矛盾后，認為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這也是他對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從哲學理論上的說明和闡發(fā)。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它對人們從總體上考察社會歷史，全面地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及其發(fā)展變化的基本線索，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這兩對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tài)之中，規(guī)定了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結構，貫穿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始終，也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歷史證明，上述黨的八大的論斷和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出發(fā)，科學地分析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社會性質,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確論斷；并且據此規(guī)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提出了中國繼續(xù)前進的目標和方向。這對于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豐富和發(fā)展。
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取得的偉大成就，1982年憲法序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fā)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yè)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yè)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yè)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這也是對新中國這一時期維護國家主權、建設人權事業(y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充分肯定。
總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界定。因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同生產力發(fā)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著整個社會發(fā)展進程。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解讀，生產力的發(fā)展，是推動人類社會人權進步的根本動力，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則是人類社會和人權進步發(fā)展的根本原因。
四、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對中國社會所處階段、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后，如何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成立后必須解決的首要基本問題。
1979年10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鄧小平就迫切需要解決的幾個理論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指出：“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在這里說了很長的一段話，現在不重復。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但是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鄧小平的上述講話，分別涉及新時期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中文中，“基本”一詞有“主要的、根本的”等含義；“主要”一詞有在“主要的事物中關系最大、起決定作用的”等含義。所以，“基本”和“主要”的含義相近，并有所重疊。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在有些事物中，主要矛盾與基本矛盾是同一的，貫穿于事物發(fā)展全過程的始終。在有些事物中,主要矛盾與基本矛盾不完全同一,它可能是基本矛盾中的一個矛盾，也可能是基本矛盾中某幾個矛盾的綜合。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矛盾在事物發(fā)展的全過程中將隨著矛盾運動的發(fā)展而變化。所以，根據鄧小平的觀點，既然主要矛盾在諸種矛盾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fā)展起決定作用，那就必須從基本矛盾中，找出和抓住主要矛盾，據此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新時期需要完成的根本任務，從而掌握所有工作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因此，鄧小平根據毛澤東思想，提出要對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主要矛盾進行科學分析和界定。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根據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我國社會主義新時期的主要矛盾做了規(guī)范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黨的十二大雖然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論斷，但是也提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這與《歷史決議》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即指出了為解決這一矛盾而進行社會生產的根本目的。而且，十二大提出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實際上也就是要進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建設。
從黨的《歷史決議》首次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后，鄧小平就一直強調和重申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國社會的性質是社會主義，但是處于不發(fā)達的階段。1984年6月30日，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談話中，他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fā)展生產力。我們講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要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fā)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所以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fā)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fā)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后來，在1985年6月29日《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的談話中，他又指出：“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fā)展社會生產力。一切有利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采用。”1987年8月29日，即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在《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的談話中還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fā)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fā)，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guī)劃。”所以，后來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與《歷史決議》的表述完全一致。
此前鄧小平就一直認為，經濟問題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問題，現代化建設最根本、最主要的就是經濟建設。他甚至在不同場合把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等同看待。例如，早在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所作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就指出：“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行?？茖W技術主要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在鄧小平看來，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很多，但首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此，鄧小平還構想和規(guī)劃了小康社會的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還始終認為，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政策，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消除兩極分化的標準，要把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為了檢驗建設社會主義和小康社會的一切工作是非曲直，早在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就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社會領域進行了深化和具體化。他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致詞》指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在題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談話中，又提出：“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fā)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1992年在南方談話時，鄧小平又將這一標準系統(tǒng)化為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鄧小平理論，從根本上說，我國包括人權建設事業(yè)在內的一切工作，其是與非、好與壞、對與錯，都應當堅持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有利于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檢驗標準。所以，不管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過多少失誤，也不管人們對社會主義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它在中國最具吸引力和最顯著特征的就是，在實踐中始終堅持經濟發(fā)展、實現共同富裕、維護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最具生命力的人權價值所在。
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兩句修改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總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化對社會主義認識的過程中，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漸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基本路線。按照鄧小平理論，中國社會將長期處于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解決這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一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實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長期社會發(fā)展過程。這也是黨始終為人民謀幸福的思想深化過程。因為，只有通過發(fā)展生產力，包括發(fā)展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堅持改革開放，才能實現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才能逐步改善物質生活和充實精神生活，才能建成人權有保障的社會主義小康社會。
五、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豐富和擴展
在黨的十三大重申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之后，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報告，一直沿用和重申這一科學界定。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200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2001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fā)展階段。”在世紀之交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又根據科學分析和界定的社會主要矛盾，對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從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有關建設領域，進行了豐富和擴展。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提出：“因為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所以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努力學習和吸收外國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成果，從而不斷創(chuàng)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使社會全面進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yè)，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既要著眼于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著眼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我們要在發(fā)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fā)展。”2001年12月28日，江澤民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題為《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的講話中又分析和強調說：“只有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斷促進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才能為發(fā)展經濟、發(fā)展先進生產力指引正確的方向，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加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的表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擴展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
根據以上江澤民關于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論述，我們可以將文化的概念歸納為以下幾種：一是將文化視為人類在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習慣、規(guī)范、制度等在內。這是最廣義的文化概念。二是將文化等同于人類在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和習慣、規(guī)范、制度等。這是包括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的文化在內的文化概念。三是將文化視為精神財富的總和，即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發(fā)生和發(fā)展的精神文化。這是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概念。四是將文化視為文學藝術，文化與文學藝術并用；或將文化等同于教育，文化與教育并用。這是特定意義上的文化概念。“馬克思主義又從社會制約性的角度，把文化看成是由社會生產方式決定的表現為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的精神產物，而這種精神產物必須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必須借助一定的形式物化、客觀化，能夠為人們所感知、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說，雖然文化可以是觀念形態(tài)的，但它卻有物質載體。因為文化并不是僅僅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它還更現實地存在于物質世界中，包括人們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的活動。上述后兩種相對狹義的文化概念的共同點在于，把文化限定在人類精神活動的領域，認為文化是包括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道德風俗等觀念形態(tài)的成果。所以，對于后兩種文化概念，可以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觀點，從文化與經濟、政治的區(qū)別與聯系中來認識，即這兩種文化的建設，是與經濟、政治的建設并列的。
文明是與文化相近而且有聯系的概念。在我國，通常是將文明理解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所取得的成果。這與上述第一種最廣義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同時我們過去長期又將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例如，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會。改造社會的成果是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質成果就是物質文明，它表現為人們物質生產的進步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人們的主觀世界也得到改造，社會的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得到發(fā)展，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現為教育、科學、文化知識的發(fā)達和人們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會的改造，社會制度的進步，最終都表現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這里所說的精神文明與上述第二種包括觀念形態(tài)和規(guī)范形態(tài)在內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如果將人類對社會的某些政治改造和社會制度的進步，從上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抽象出來，單獨劃為一個范疇，可以視為是政治文明。在這一意義上，其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者是并列的。所以憲法序言的修改，提出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
總之，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以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豐富和擴展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根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先進文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精神支撐，是指導、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振興中華的重要力量。先進文化在思想道德層面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本質聯系，確立了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信為重點的道德思想和行為準則，為妥善協調處理人們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增進社會的團結穩(wěn)定，促進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條件。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當今時代，先進文化發(fā)展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國人權事業(yè)建設的重要內容。
在繼續(xù)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胡錦濤2007年10月15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茖W發(fā)展和社會和諧是內在統(tǒng)一的。沒有科學發(fā)展就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社會和諧也難以實現科學發(fā)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fā)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要通過發(fā)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fā)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和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原則，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發(fā)展提供良好社會環(huán)境。”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而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也是社會同動物群體的根本區(qū)別。社會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人們在生產活動中形成的與一定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社會的經濟基礎。由經濟基礎產生并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等社會制度、社會關系以及道德、文化、藝術、宗教等社會意識形態(tài),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所以,也可以將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活動、制度、關系等，從廣義的社會概念中抽象出去,形成狹義的社會的概念，即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之外的其他領域相互交往、發(fā)生關系、進行活動的人類生活共同體。因此,對社會建設也可以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社會建設,是指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狹義的社會建設等要素在內的統(tǒng)一體,是范圍最寬泛、結構最復雜、內容最繁多的社會建設。狹義的社會建設,是指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等相并列的社會建設,它是廣義的社會建設的構成部分,又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
總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根據科學發(fā)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構建還包括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住房、就業(yè)、食品藥品安全、勞動保障、社會保障、社會治理、社會救濟等廣泛的領域。同時，科學發(fā)展觀還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要求和建設。所以，科學發(fā)展觀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些發(fā)展變化，同樣也豐富和擴展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和外延，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包括我國人權事業(yè)在內各項建設的重要領域之一。
六、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科學分析和界定
如前所述，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報告都沿用和重申了十三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表述。其間，曾有人提議修改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因為時機還不成熟，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定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起草調研中，幾乎所有的反饋都認為，重新定義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如何定義卻意見不一。習近平要求先不要急于下結論，要深入調查研究，進行認真細致思考。有關方面按照要求，經過深入調研，聽取各方面意見，進行廣泛討論，最終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趨于一致。這一幾上幾下、科學審慎的認識過程，正是報告起草工作發(fā)揚黨內民主、集中黨內和各方智慧的寫照。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對于為什么要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論斷，習近平解釋說：“我國穩(wěn)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對于這一論斷的偉大意義，習近平明確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xù)推動發(fā)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fā)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fā)展、社會全面進步。”
正是基于上述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重大論斷，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序言” 第七自然段中，增加和修改了有關生態(tài)文明的內容，而且將“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生態(tài)文明建設而言，其關系到我國人民的福祉，關系到我國的長遠發(fā)展，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未來。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人民群眾的環(huán)境權利，環(huán)境是生態(tài)的最主要內容。所謂環(huán)境，按照我國《環(huán)境保護法》的定義，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量；既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人工環(huán)境，也包括生活工作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所以，環(huán)境權利也屬于人權范圍之內。憲法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等建設并列，體現我國對生態(tài)平衡破壞和自然資源浪費的法治應對保障。
憲法序言的上述增加和修改，還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由“四位一體”建設，擴展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tài)文明的“五位一體”建設，這不僅是黨和國家對于人類文明及其發(fā)展的認識更加全面和科學的體現，而且對于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的協調發(fā)展，促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協調發(fā)展，具有戰(zhàn)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重大作用，也具有人權價值追求的重要意義。同時，憲法將“和諧”作為我國的奮斗目標，這就既包括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即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中國。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fā)展社會事業(y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chuàng)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憲法將“美麗”作為我國的奮斗目標，即建設美麗中國。這就是習近平所指出的：“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chuàng)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yōu)質生態(tài)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yōu)美生態(tài)環(huán)境需要。”這不僅明確了我國追求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價值取向，而且豐富了中國夢的人權美好藍圖。
當然，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還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所以，對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論斷，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視野來加以解讀：報告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一個方面，即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化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要求我國人權保障的范圍應當更加全面，也為此提出了新的重大艱巨任務。報告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另一個方面，即改變“落后的社會生產”轉化為“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確實是抓住了我國人權事業(yè)建設的關鍵和著力點。所以，我們必須根據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全心全意、竭盡全力地不斷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是說，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還要求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繼續(xù)堅持不懈地為人民謀幸福。
七、結語：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建設指引和價值導向
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的背景下，科學正確的人權理論是保障人權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指導。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對于如何建設人權更有充分保障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方面，積極主動地回應了這一現實關切。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首先，從中國實際出發(fā)，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fā)展理念，將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放在首位，在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良性互動中全方位推進人權建設。其次，要著力加強人權的立法與司法保障，不斷增進人民福祉，努力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fā)展，提高人民生存權、發(fā)展權的保障水平，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再次，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fā)展理念鮮明地展現了中國對待人權問題的立場和原則，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對于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高度重視和責任擔當，蘊含著深厚的人權價值導向。
習近平在致信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fā)表70周年座談會時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fā)展作為奮斗目標。”據此，對于本文上述的回顧和解讀，可以簡短地進行如下歸納：中國共產黨在一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中，重大戰(zhàn)略及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都同黨對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發(fā)展階段和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緊密相關，對于確定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解決所處歷史階段的社會主要問題，實現中國的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這也是黨能夠取得為人民謀幸福的各項偉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所以，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xù)”。
?。ㄖ炝τ?，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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