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人權理念是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價值內核，引領著中國人權事業(yè)的全面發(fā)展，為世界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中國智慧?？v觀新時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進程，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取得了積極成果，在國際人權輿論斗爭、對外人權交流、國際人權機制變革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目前也面臨著西方人權理念仍居主流且貶抑中國人權理念、中國對外人權話語體系尚未建立完善、國際傳播渠道頻遭掣肘等多方面問題。因此，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亟須解決短板弱項，優(yōu)化傳播路徑，提升國際影響力。
關鍵詞：中國人權 人權理念 國際傳播
縱觀新時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進程，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工作，中國人權事業(yè)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人權保障水平顯著提升的基礎上，形成了意蘊豐富的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與此同時，隨著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中國人權理念日益為國際社會所認知與接受，逐漸獲得正面輿論評價并為國際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了中國智慧。當前，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黨的二十大明確強調“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人權事業(yè)全面發(fā)展”，為更好地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進一步貢獻中國智慧以解決全球人權治理赤字和推動世界人權事業(yè)的全面發(fā)展，系統(tǒng)全面地研究與呈現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意義、途徑等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重要意義
中國人權理念是關于人權基本價值的理論和觀念，是中國看待與處理人權問題的標準和推動關涉人權事業(yè)的社會制度建立健全的依據。在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上，在業(yè)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推動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工作愈加重要與緊迫，推進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對于中國與國際社會有著雙重意義。
首先，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對部分西方國家污名化中國人權狀況的駁斥與回應。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帶領中國人民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卓絕的奮斗，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基本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大問題，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部分西方國家炮制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否定中國在經濟發(fā)展、社會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在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不僅依托附著于美英等國霸權統(tǒng)制的國際傳播網絡，更打著“普世人權”“人權高于主權”等旗號，以莫須有的“罪名”無理“制裁”中國、任意干涉中國內政。這些惡劣行徑不僅在某些具體事務中妨礙了中國的發(fā)展進程，而且在國際人權輿論場上抹黑了中國，將中國塑造為“不講人權”“隨意踐踏人權”的霸道國家。被污名化了的中國形象削弱了一些國家及其民眾對于中國的信任感，不利于國家間、民眾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友好往來。因此，中國要進一步致力于推動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在國際人權輿論場上擺明中國立場、闡述中國觀點，有理有據地傳播中國人權理念，駁斥部分西方國家的污蔑與攻擊。同時，促使國際社會認識到人權理念的歷史性與具體性，認識到中西人權理念存在實質性差異，并鼓勵國際社會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認真對待中國人權理念，進而了解認知乃至理解認同中國人權理念。
其次，加強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內在需求。發(fā)展中國人權事業(yè)有對內和對外兩個面向。在國際社會中，推進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發(fā)展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應有之義。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是中國人權發(fā)展的基本原則和價值內核，內在于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引領與塑造著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人權事業(yè)的全面發(fā)展。因此，作為中國人權發(fā)展對外面向的一部分，堅定推動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其中的必然要求。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也可以為發(fā)展中國人權事業(yè)、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贏得各國以及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有助于在國際社會減少乃至規(guī)避客觀妨礙與莫須有的主觀指責。人權理念深刻影響著對于人權問題的理解與處理，進而言之，有什么樣的人權理念，就有什么樣的人權建設與實際行動。因此，在人權理念這一基本價值層面上達成理解乃至存有共識，是國際社會處理若干人權問題的核心要求，也是中國堅持走自己的人權發(fā)展道路獲得國際輿論支持的根本所在。當前，西方人權理念在國際社會仍然占據著主流地位，左右著國際人權輿論場的整體風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乃至阻滯了中國人權發(fā)展所需要的良好國際氛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是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迫切需求。
最后，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人權事業(yè)全面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chuàng)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的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形成了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這是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在總結以往尊重和保障人權成功經驗、借鑒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鮮明的中國底色，集中體現在習近平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論述中。中西人權理念淵源于不同的思想傳統(tǒng)，抽象形成于不同的現代化實踐，其核心差異體現在對于個人與共同體關系，或者說是“群己”“公私”等關系的認知上。西方人權理念根植于個人與共同體二元對立的思想傳統(tǒng)中，“權利”“人權”等被視為個人對抗國家權力的邊界、盾牌，將個人與國家對立、權利與權力對立。而中國人權理念的思想底色是“天下為公”，是和合共生。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理念，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利益的堅實保障，權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人權是“讓每個人獲得發(fā)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當前，以個人絕對權利為內核的西方人權理念，面對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愈加棘手深重的人權問題，捉襟見肘、無能為力；部分西方國家打著“普世人權”“人權高于主權”等旗號在世界上強行推廣西方人權理念，以人權之名干涉他國內政，致使族群對立、政治極化等在世界范圍內蔓延，人權問題愈加嚴峻，全球人權治理赤字愈加凸顯。中國基于自身歷史、現實經驗提出的人權理念與人權理論等，豐富了人權的包容性。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日益重視中國人權理念、重視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因此，推進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世界人權事業(yè)全面發(fā)展的必然選擇。這是中國的責任，更是中國的使命擔當。
二、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傳播現狀
理念作為基本的價值觀念，引領與塑造著個人的價值取向，也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精神風貌與整體的運轉走向。因此，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目標既要促進各國民眾的認知理解與認同接受，也旨在推動國際社會人權治理的發(fā)展與完善。當前，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取得了豐碩成果，通過國際人權輿論斗爭、對外人權交流等，擴大了其在普通民眾中的傳播廣度與深度，亦推動了國際人權機制變革，擴大了對于全球人權治理的影響力。
(一)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取得的成就
首先，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助力中國在國際人權輿論場上的斗爭，有效捍衛(wèi)了中國人權立場。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積極開展國際人權輿論斗爭，是中國人權理念得以傳播的最直接、也是最及時有效的方式。國際人權輿論場是傳播中國人權理念的主戰(zhàn)場。近年來，中國積極開展國際人權輿論斗爭，通過直面一些西方國家的人權濫訴，有針對性地予以回擊，加強對重大與敏感人權事件的輿論引導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力捍衛(wèi)了中國的人權立場。一方面，充分運用國內國際多種平臺，針對部分西方國家關于我國人權狀況的不實言論予以堅決反擊。例如，通過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直接駁斥心懷不軌者的惡意中傷，簡明有力地表明中國立場，再依托于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環(huán)球電視網等對外宣傳媒體形成傳播矩陣，全方位、多維度、多形式地闡述中國看法、發(fā)出中國聲音。與此同時，通過國內的專家學者、社會組織等在境外媒體上、國際學術交流會議上和對外交流活動中，盡可能地發(fā)聲，就國際涉華人權議題發(fā)表觀點，與惡意中傷的不實言論堅決斗爭。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堅決反擊部分西方國家抹黑中國的涉疆政策，對其炮制的“強迫勞動”“種族滅絕”等荒謬言論，進行了強烈駁斥；對其針對香港“反修例風波”、港區(qū)國安法的頒布進行的惡意炒作，進行了有力揭露。另一方面，通過議題設置等方式主動加強對國際輿論的引導。在涉及重大、敏感的國內外人權事件時，有關部門主動發(fā)聲，力占人權道義制高點。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動發(fā)布《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與人權保障》等白皮書，系統(tǒng)詳盡地闡述了新疆人權狀況，擲地有聲地回擊了部分西方國家的無端指責與污蔑。又如，中國人權研究會充分借助北京人權論壇、南南人權論壇等具有較高境外關注度與影響力的重大主場活動，通過專題討論，直接回應與此相關的人權詰難，闡述中國立場。
其次，中國持續(xù)推進對外人權交流活動，既通過人權對話的方式，也通過實際的援助行動，書寫中國人權故事，彰顯中國人權理念；不斷擴大朋友圈，讓中國的人權建設事業(yè)為更多人所了解，拓寬了中國人權理念的實際影響范圍。中國近些年來在人權對話交流領域積極行動，與美國、英國、德國、南非、馬拉西亞等國家開展人權對話、推動關于人權問題的正式與非正式磋商，就環(huán)境、婦女兒童權利、發(fā)展權、數字人權等議題進行討論協(xié)商。這些對話主體涵蓋了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討論協(xié)商涉及多領域、多層面人權議題，成效顯著。除了政府間的溝通交流之外，我國還積極搭建國際人權學術交流平臺，鼓勵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專家學者進行溝通；積極推動建設對外人權交流的旗艦媒體，完善對外傳播體制機制，培養(yǎng)高水平傳播人才。一方面，鼓勵社會組織等民間團體走出去，舉辦分享交流會，拓寬中國人權理念的傳播渠道與影響范圍。另一方面，通過助力其他國家和人民減貧、發(fā)展等對外援助的實際行動，推動了“以人民為中心”“在發(fā)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人權理念深入人心。多年來，中國在減貧、教育、衛(wèi)生、基礎設施、農業(yè)生產等領域向亞洲、非洲等發(fā)展中國家援建的農業(yè)、工業(yè)、交通運輸、能源電力、信息通訊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滿足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破除發(fā)展瓶頸，在保障當地民眾民生權利實現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贏得了受援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評價。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發(fā)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fā)銀行，設立絲路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設立中國國際發(fā)展知識中心，設立南南合作與發(fā)展學院等，支持和幫助受援國增強自主發(fā)展能力，減少貧困，改善民生，保護環(huán)境，為各國人民發(fā)展權的實現創(chuàng)造更好條件。這些舉措和工作切實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中國切實維護人權的真實愿望，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
最后，中國積極參與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人權事務，深度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建設與完善，通過支持人權條約機構必要改革、支持參與創(chuàng)制國際人權規(guī)則等形式，推動著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廣泛傳播。一方面，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聯(lián)合國大會、人權理事會等場合提出系列倡議，明確提出“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在發(fā)展中促進和保護人權”等理念，推動乃至引領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和世界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例如，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國際上引起熱烈反響，先后被寫入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聯(lián)合國安理會等機構的多份決議，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成為推動包括全球人權治理在內的世界未來發(fā)展的中國智慧和方案。另一方面，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和締約國的具體情況，結合國際社會人權狀況，與相關人權條約機構以及其他締約國開展建設性的工作和對話。例如，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屬權利國際公約》等重要人權文件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大量建設性意見。又如，積極推薦專家參選條約機構委員，多名中國專家出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禁止酷刑委員會，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殘疾人權利委員會等聯(lián)合國機構的委員，以更直接的方式參與規(guī)則制定與決策執(zhí)行。除此之外，中國作為最早參加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國家，全程參與并有效推動國際氣候談判，為《巴黎氣候變化協(xié)定》的最終通過作出了貢獻；中國亦積極推動聯(lián)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的制定和實施，使減貧、教育、婦女兒童、殘疾人群體等人權議題中，以規(guī)則條約等形式融入了中國人權理念。
(二)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問題與剖析
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顯現出了一些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所面臨的“西強東弱”傳播格局未被根本改變，還存在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尚未建立、傳播渠道不完善、傳播人才欠缺等共性問題。另一方面，對外傳播中國人權理念有其特殊困境；“人權”議題的敏感性與“理念”自身的復雜性仍然深刻影響著其國際傳播的廣度與深度。在一般性因素與特殊性因素的雙重作用下，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主要面對著如下難題。
其一，西方人權理念尚且居于主流地位，中國人權理念尚未被國際社會充分重視。如前所述，人權理念是關于人權基本價值的理論和觀念，其可以穩(wěn)定乃至頑固地存在于人的深層次的意識之中，引領著人們關于人權問題的價值選擇與價值判斷。因此，無論人們是自發(fā)或自主地擁有或是選擇某種人權理念，一經形成便難以改變。在歷史與現實因素的交互影響下，西方人權理念伴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先入為主地充溢于國際社會的公共空間，逐漸成為主導主流的人權理念。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啟蒙運動以降，西方思想家和理論家們逐漸形成了一系列復雜完整的“權利”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為清算納粹的反人類暴行，需要重新認同與推崇人的價值與尊嚴，“人權”被著重提出并成為國際社會的流行話語。西方國家的“權利”理論成為人權觀念發(fā)展與傳播的基礎，其總結提煉出“天賦人權”“人人乃上帝子民”“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權高于主權”等一系列的人權理念，逐漸為許多人所了解與接受。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借助聯(lián)合國等國際機制，又將西方人權理念塑造為“普世”的人權理念，讓其他國家以此為標準。更直接的是，美、英等國的西方媒體控制著國際傳播網絡，持續(xù)不斷地向全世界輸出西方人權理念。這在客觀上導致各國人民實際生活在美西方所構筑的“信息繭房”與“擬態(tài)現實”之中，也使中國人權理念難以進入各國民眾的視野之中，更不用說去影響乃至改變他們穩(wěn)定且頑固的深層次的價值觀。
與此同時，人權理念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差異性，也深刻影響著中國人權理念的有效傳播。中西人權理念分別植根于各自的思想傳統(tǒng)，集中體現了中西思想傳統(tǒng)的核心觀念。如前所述，西方人權理念以個人與共同體相對立的思想傳統(tǒng)為基調，從個人出發(fā)，強調限制國家權力，維護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權利；而中國人權理念以和合共生的“天下為公”的思想傳統(tǒng)為基調，否認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對峙對立，主張個人與國家相互依存、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兩種人權理念各循其道，當然存在差異分歧。當前，由于西方人權理念居于主流的現實格局并未根本改變，多數民眾仍持有西方式人權理念，這也就意味著與其存在張力的中國人權理念不僅會被忽略，且面臨著被排斥與貶斥的風險與挑戰(zhàn)。
其二，中國自主的對外人權話語體系尚未建立完善，對于諸多復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講深、講透。話語是理念的凝練與表達，人權話語是人權理念得以言說與傳播的基本要素與直接呈現，可以說，“人權話語和人權是一種相互建構的關系”，“人權話語決定了什么樣的人權應該得到肯定和倡導，什么樣的人權表達方式和實踐方式是合理的和正當的”。而理念是高度抽象的價值觀，必須基于話語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與闡釋，只有讓受眾充分地認知與了解，在把握其基本要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一步被理解乃至接受。“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以發(fā)展促人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表述，雖然日益在國際社會廣為傳播，但總體而言，中國尚未形成融通中外、系統(tǒng)完整的對外人權話語。這直接導致了中國人權話語的“邊緣化”，不僅對于他國和國際社會的人權話題的解釋力欠缺，更使得中國對事關自身人權狀況的復雜現實和理論問題講不深、講不透，“理不屈而詞窮”，客觀上呈現出“失語”狀態(tài)。相較之下，西方人權話語強勢則宰制著人權議題的言說方式，充斥于國際輿論場，嚴重影響乃至左右著一些普通受眾對于相關問題的理解與判斷。因此，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人權形象主要是被“他塑”而非“自塑”，給了西方部分無良政客、媒體等任意解讀與詬病的機會，使得中國的人權圖景愈加“污名化”，在面對無端指責時陷入了“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境地。
當前，我國對外人權話語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方面，我國對外人權話語仍然缺乏融通中外的原創(chuàng)性概念群?，F階段，我國人權話語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西方創(chuàng)制的、當前在國際社會流行的概念，二是我國對內人權話語直接轉換為對外人權話語。前一來源是以西方人權理念為核心的表述，因此在使用“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個人權利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典型的西方式人權話語時，不可避免地要在西方式人權的價值取向、規(guī)則秩序中打轉，中國自身的價值觀念無法彰顯，人權建設的成功經驗也無法在此框架下得到充分表達。在這一話語方式下，既有削足適履之累，也有被隨意解讀之險。而后一話語方式在國際社會接受度不高，因處于不同的話語體系之中而使得中國的“原生”概念、范疇和表述缺乏與國際社會的有效融通與對接。如“脫貧攻堅”“小康”“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等話語表述，雖有著鮮明中國特色，但其表述方式較難達到廣泛傳播的效果。另一方面，我國對外人權話語缺乏中國人權理論的堅實支撐。“中國式”人權理論是中國對外人權話語的“道”。要獲得他國公眾的理解乃至認同，影響乃至引領國際人權輿論走向，僅僅通過展現中國人民幸福生活的狀況、宣傳中國對外援助的行動等是不夠的，還需要在敏感人權議題上有理有據地闡釋深層次的理論內涵、展現思想魅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人權理論的研究雖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仍需進一步發(fā)展完善，還要繼續(xù)為“中國式”對外人權話語的建構提供堅實基礎。
其三，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得以推廣的國際傳播渠道頻遭掣肘，其部分傳播內容與形式也顯得有些“水土不服”。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傳播渠道頻遭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掣肘，“借船出海”效果不彰，“造船出海”困難重重，還缺乏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平臺進行持續(xù)傳播。當前，借助現有國際知名媒體傳播中國人權理念的“借船出海”存在一定的困難，主要是因為美國的美聯(lián)社和合眾社、英國的路透社、法國的法新社等世界四大通訊社，BBC、CNN、ABC、CBC 等電視平臺，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網絡媒體……構筑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龐大宣傳系統(tǒng)，壟斷著國際傳播網絡。而國際現行的傳播網絡盤根錯節(jié)、錯綜復雜，短時間內難以改變與突破。中國在致力于打造自身發(fā)聲平臺的同時，可以戰(zhàn)術性地借助現有傳播網絡進行人權理念的傳播。但是應該看到，上述平臺是為所屬國的政治力量所左右的，既對中國人權狀況持有嚴重偏見，也會為博取眼球而高調炒作敏感性極強的人權議題，因此存在著任意裁剪、曲意理解中國聲音的可能。就主動打造中國自己的對外傳播媒體的“造船出海”而言，中國致力打造自主發(fā)聲渠道，取得重大突破成就的同時，仍面臨著一些問題，實際效果并不樂觀。一是對外傳播的自主媒體原創(chuàng)性較弱，尤其在重大涉華人權事件報道和國際人權狀況報道中的首發(fā)率、自采率不高；中國聲音有時處于“后發(fā)”甚至“不發(fā)”的失語狀態(tài)。二是對外傳播的媒體網站、APPs，以及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的賬號等關注用戶較少、信息關注度不高；發(fā)布的信息、觀點等留言較少、話題量較少。
另一方面，抽象的中國人權理念沒有很好地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對方想聽的”和“我們想說的”人權故事，傳播內容與形式有待改進。當前，中國主要通過發(fā)布《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70年》(人權白皮書)、《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與人權保障》等白皮書，制作《走向光明》《廢奴》等紀錄片，以及編寫人權專題圖書等，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人權理念。這在某種程度上只能進行小范圍的傳播，無法產生大范圍的影響。具體而言，一是傳播內容具有高度政治屬性，加之人權問題的敏感性，多被國外某些受眾視為意識形態(tài)的片面宣傳而無法被國際社會重視其真實價值。與此同時，傳播內容多為中國人權事業(yè)所取得的成就，容易產生片面的認知。二是傳播形式偏于正式嚴肅，只能吸引少部分人的注意，不太適合茶余飯后的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眾間口口相傳的可能性；再者，形式上多偏向宏大敘事，相對缺少運用細膩的筆觸描繪普通群眾的衣食住行，訴說普通群眾的人權故事。
其四，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面臨人才短缺，各方傳播力量缺乏互通聯(lián)動的不利情況。國際傳播是一項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不斷磨練的能力，是一項久久為功的事業(yè)。況且，“人權”議題具有高度敏感性與復雜性，是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關于人權問題的國際傳播更加棘手。“人權理念”屬于內在于人的高層次理論，具有引領的作用和穩(wěn)定的特征。因此，關于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是難上加難，是一份高度精深的工作，需要經過嚴格訓練、理論扎實且資歷豐富的專業(yè)人士進行。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應該承認，對國際話語權的掌握和運用，我們總的是生手，在很多場合還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蕓人現象。”。中國在政治理念上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始終從戰(zhàn)略高度重視對外展現中國的人權狀況、傳播中國人權理念。但是，對內講得多、對外講得少。中國也缺乏通過系統(tǒng)培養(yǎng)通曉國際規(guī)則、會講中國人權故事的人才。
同時，由于現有的對外人權傳播力量的相對失聲與乏于聯(lián)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折損了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有效性，不利于影響國際人權輿論走向和傳播中國人權理念。美英等西方國家炮制中國人權狀況的偽命題時，往往先由政府決策部門確定核心觀點，政客、固定新聞發(fā)言人等率先發(fā)聲，CNN、ABC等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的西方主流媒體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再由服務于政府、財團等具有國際威望的高端智庫、知名大學等研究機構配合發(fā)布研究報告，在短時間內形成強大的輿論攻擊波。中國則缺乏西方社會那種統(tǒng)籌協(xié)調、系統(tǒng)化地制造輿論的方式。近年來，我國相關政府部門、智庫、媒體、高校、企業(yè)、民間團體乃至民間涌現出的公眾人物，其對外傳播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能夠就涉華人權議題發(fā)表評論，或者自主傳播中國的人權理念，但各方力量在一些情況下仍存在分散發(fā)聲等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中國聲音在國際社會的力量，較難形成大規(guī)模的輿論聲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更深層面的溝通互動中，中國人權理論與人權實踐還存在“脫鉤”現象，理論工作者與實務工作者交流不夠充分。從事人權具體實務的工作者，無法及時或不具備相關能力以總結人權活動實踐中可以凝練成具有傳播價值的人權概念、命題等；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但具備理論素養(yǎng)、話語表達能力的理論工作者，可能囿于從概念到概念的純邏輯推理的自洽，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狀況，凝練出真正富有解釋力的原創(chuàng)性中國人權的理論闡釋。這既不利于中國人權理念的進一步提煉與完善、詮釋與傳播，更不利于不同領域的人權工作者形成合力，在國際社會上協(xié)同傳播具有信服力的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
三、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擴展方式
回顧近十年中國人權理念的傳播歷程可以看到，國際社會對于中國人權理念的關注與了解日益增長，但總體而言，如前所述，中國人權理念在國際人權輿論場上仍處于邊緣地位，未獲得國際社會的充分理解與接受，面臨著諸多傳播困境，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道阻且長、任重道遠。因此，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亟須解決短板弱項，優(yōu)化傳播路徑，提升國際影響力。
(一)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堅定不移傳播中國人權理念
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是中國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對于中國自身而言，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是推動中國人權事業(yè)全面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指導與實踐過程中，中國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適合的才是最好的，不然只能是食洋不化、削足適履，不僅不能事半功倍，甚至是事倍功半、事倍無功?，F在，中國開啟了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亟須在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做好人權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將推動人權事業(yè)的全面健康發(fā)展，統(tǒng)籌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之中。
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對于推動世界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極富啟發(fā)意義。正如日本漢學家溝口雄三所言，中國是“作為方法的中國”，是有別于西方道路、西方經驗的另一條道路、另一種可能性，“以中國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把歐洲也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在此基礎上，應在“被相對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創(chuàng)造出更高層次的世界圖景”。中國人權道路迥然有別于西方，不能非此即彼地推行所謂唯一正確的人權發(fā)展道路，而是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倡導向著包容并存的世界圖景發(fā)展的人權道路。
中國人權理念是中國人權道路的基本價值遵循，引領著中國人權道路的發(fā)展。堅持走中國人權道路必須堅持中國人權理念，堅定不移地傳播中國人權理念。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有助于為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推進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也有助于全球人權發(fā)展，尤其是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梢哉f，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其人權理念更體現與代表了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與理想目標，有助于更多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民維護其生存權和發(fā)展權。
(二)積極開展國際人權輿論斗爭，總結和傳播中國人權經驗
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傳播，既要積極開展國際人權輿論斗爭，旗幟鮮明地駁斥不實涉華輿論；更要加強對外人權話語體系建設，凝練融通中外的原創(chuàng)性人權概念，建設并完善中國式人權話語體系，講好中國人權故事。
增強論戰(zhàn)能力，駁斥部分西方政客、媒體等炮制的不實涉華人權輿論，是做好中國人權理念傳播的直接途徑。要贏得國際人權輿論戰(zhàn)，獲得國際社會廣泛理解與支持，既需要平臺與技術支持，構筑四通八達的傳播網絡，也需要人才支撐，需要輿論領袖堅定有力地發(fā)聲。一方面，要致力于建設我國對外傳播旗艦媒體，傾力支持打造跨國界、跨區(qū)域、有影響力的新型傳媒，努力改變以美、英等國為首的西方媒介帝國的壟斷。其一，加大對外宣傳的資金投入。對外宣傳是一項大投入的工程，要求大量資源的投入。以往，中國在外宣事業(yè)上“采取的是細水長流、‘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其發(fā)展空間受到一定限制。面向未來，需要進一步增加對國際傳播事業(yè)的資金等資源方面的集中投入支持。其二，進一步改革體制機制，優(yōu)化對外傳播的布局格局。長期以來，官方主導的外宣工作分散于不同機構中，而隨著互聯(lián)網技術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媒體的進一步融合，近年來我國開始系統(tǒng)整合分散資源，如建立中國國際電視臺(中國環(huán)球電視網，英文簡稱CGTN)等措施，外宣資源能夠有效整合以集中發(fā)力，但仍須繼續(xù)深化改革，以充分調度各方外宣資源。其三，引進與培育通曉當地文化傳統(tǒng)、流行元素等的記者、主持人，選取當地受眾有需求、感興趣的人權議題與形式加以報道宣傳。其四，充分借鑒成功媒介傳播的經驗。除了向傳統(tǒng)老牌的時代華納、新聞集團等傳媒巨頭學習，除了發(fā)展可自控的旗艦媒體，亦要深化與國際傳播媒體的交流合作，“探索媒體公共外交方法，用好媒體合作論壇，構建國際化、區(qū)域化媒體合作機制”。
另一方面，需要聚攏與培育一批對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各領域輿論領袖。一則，可以廣泛結交對中國友好的政要、學者、企業(yè)家、作家、運動員、演藝工作者等，鼓勵其在國際主流媒體發(fā)聲、在國際重要會議及其論壇等為中國人權狀況“正名”，通過他們在國際社會傳播關于中國人權現狀的真實情況與對于中國人權理念的客觀認知與評價；二則，需要精心發(fā)掘與培育一批“中國隊伍”，為在人權議題上有發(fā)聲能力的中國輿論領袖的成長與發(fā)揮作用提供鍛煉的資源與平臺。與此同時，國際人權輿論戰(zhàn)在某種程度上是應對當前局勢的被動之舉。理念作為高層次的、基本的價值觀念，其接受與塑造需要情感、理論等多維發(fā)力，是一個靜水流深的過程，需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持之以恒地從正面講述中國人權故事，以達到潤物無聲的效果，是提升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影響力的根本路徑，而建設完善中國對外人權話語體系是講好中國人權故事的前提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依托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生動實踐，提煉原創(chuàng)性概念，發(fā)展我國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對外人權話語體系是以中國自主建構的人權理論為支撐的中國表達，“話語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要‘道’貫通于故事之中，通過引人入勝的方式啟人入‘道’，通過循循善誘的方式讓人悟‘道’。要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經驗，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思想，更加響亮地提出中國主張”。
(三)更精準錨定受眾，豐富傳播內容和形式，提高傳播的效果
人權理念體現著鮮明的利益訴求，擁有共同利益訴求的受眾在情感、理論等各個方面更容易接受相關人權理念。因而要找準受眾，力圖以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傳播效果；同時，要有區(qū)別地對待不同受眾群體，精準施策，以最合適的內容與方式進行傳播。
從文化傳統(tǒng)角度來看，處在同一文化圈層的人更容易理解彼此的理念信念。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東南亞等的國家或地區(qū)的民眾，相較于浸潤于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等的國家或地區(qū)的民眾更容易理解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從國家發(fā)展程度來看，以美、英等為代表的處于北美、西歐等地區(qū)的發(fā)達國家，與以中國、新加坡等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對于全球人權治理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前者大多以人權之名無端指責乃至干涉中國內政，后者因與中國有著抗擊殖民侵略、爭取自由解放的共同歷史記憶，以及同為發(fā)展中國家，在人權問題上更容易達成共識，有著更多共同的利益訴求；相較之下，在情感與認知層面也更容易接受中國人權理念?；谖幕瘋鹘y(tǒng)與國家發(fā)展程度上的共同考量，中國應當在亞非拉地區(qū)投放更多的傳播資源，大力宣傳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獲得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堅定支持。首先，政府等相關部門應加大與亞非拉地區(qū)的人權交流活動，增強政府、政黨之間的互動，開展人權領域的高層次對話等；其次，充分利用我國媒體資源，在亞非拉等地區(qū)拓展媒體傳播渠道，挖掘一手人權故事素材；再次，借助“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平臺加大與亞非拉地區(qū)的經貿合作，敦促中國企業(yè)樹立人權理念傳播意識，展現中國良好形象，獲得當地民眾支持；復次，推動中國出口影視作品、書籍刊物等，以多樣化平臺增進亞非拉國家的了解與認可；最后，培育大量熟悉亞非拉地區(qū)風土人情、習俗觀念等的國際傳播人才，服務于加強我國國際話語權的迫切需要。
從微觀層面的受眾角色來看，受眾可分為有政府、媒體、智庫、高校、企業(yè)、非政府組織、普通公眾等。一直以來，官方、半官方所主導的國際傳播都主張通過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去影響國際社會。這些有影響力的人通常是傳統(tǒng)的建制派精英——政要、智庫研究員、專家學者、知名媒體人士、企業(yè)家等。通過與他們建立良好關系，影響涉華人權輿論的走向。但傳統(tǒng)的建制派精英多附著于政府與跨國資本，服務于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的利益，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反復無常且以負面為主。當前，普通民眾的訴求愈加成為影響一國政策調整的重要因素。因此，做好國際社會中針對普通民眾的人權議題對外宣傳，是中國應該重點關注的課題。最重要的是在網絡空間中取得優(yōu)勢，積極參與乃至主導新一輪通信技術革命，在互聯(lián)網領域力爭上游，影響塑造網絡空間，把握網絡空間規(guī)則制定的參與權乃至主導權。
(四)統(tǒng)籌各方力量，培養(yǎng)行家里手，形成國際人權傳播的合力
國際傳播是一門精深的學問，要做好這項事業(yè)需要通曉國際規(guī)則、熟稔傳播藝術的專門人才；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的國際傳播更因其敏感性和復雜性而更加棘手，亟須一大批專業(yè)人才。與此同時，要著重喚醒個人與社會組織的整體意識，自覺承擔起對外傳播人權理念的責任與義務。在此基礎上，統(tǒng)籌各方有生力量，聯(lián)動發(fā)力，形成對外人權理念傳播合力，構筑對外人權傳播矩陣。
一方面，著重培養(yǎng)國際人權傳播領域的行家里手，造就一大批“理論扎實、學術精湛、熟悉國際規(guī)則、會講中國人權故事的高端人權專家”。為此要完善人才培養(yǎng)的體制機制。一是優(yōu)化學科設置。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相關要求，國家開始大力支持人權教育和研究，先后在廣州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14所高校設立了人權研究中心與教育基地，培養(yǎng)了大批專精的人權研究人才，但在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的素養(yǎng)上有所不足；而具備一定語言能力、傳播能力的人才往往側重于翻譯、播音主持等方面，缺乏扎實的人權理論基礎。因此，要打破學科壁壘，培養(yǎng)跨學科的具備綜合素質的人才。二是理論與實踐并重。學校應與直接從事國際傳播或者有涉外業(yè)務的政府機關、企業(yè)等建立合作關系，在校學生除了完成理論學習外，也需要到相關部門、企業(yè)等從事實務工作，并將此機制流程化、常態(tài)化。更可以采取“學業(yè)導師+業(yè)界導師”的制度，有針對性地提升學生綜合素質。三是整合優(yōu)勢資源，通過舉辦主場國際會議論壇等，與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尤其是與人權領域相關的人權高專辦、難民署、兒童基金會等機構，建立合作機制并向其推薦實習人員等方式，全方位多層次地鍛煉國際人權傳播人才。
另一方面，統(tǒng)籌各方有生力量，聯(lián)動發(fā)力，形成新時代中國人權理念傳播合力，構筑對外人權傳播矩陣。首先，要提高個人與社會的整體意識，呼吁全社會參與到對外人權傳播的事業(yè)中，樹立“每個人都是宣傳員”的意識。在此基礎上不同傳播主體需要厘清定位，樹立互相配合、協(xié)同發(fā)聲的意識。其次，“明確‘政府主導、媒體先行、外圍配合’的國際傳播架構，重點為各主體牽線搭橋，形成聯(lián)動機制，加強協(xié)調配合”。針對國內外普遍關注的重大人權議題主動設置議程，由政府相關部門牽頭召開討論會議，根據國內國際社會現實關注商定主題并明確口徑，召開新聞發(fā)布會進行吹風；媒體則以新聞頻道、廣播等媒介向世界各地提供一手人權通訊，擴大中國人權理念的覆蓋范圍；高校、智庫等研究機構根據人權議題的方向進行深入分析解讀，設立研究基金、擬訂研究項目、召開學術會議等；相關群團組織與國外對口組織建立緊密聯(lián)系；出海企業(yè)在商貿活動之余可以搭建人權理念交流平臺，在具體實踐中深化民眾對中國人權理念的理解；普通公眾既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等大眾傳媒在海內外輿論場針對人權問題發(fā)聲評論，亦可以通過人際交往方式傳播中國人權理念。最后，在常規(guī)的對外人權傳播中，政府依然要發(fā)揮主導作用，定期召開媒體、智庫、高校、企業(yè)、輿論領袖等國際傳播代表吹風會，并形成常態(tài)化機制，促進不同國際傳播主體的溝通交流，并引導其領會中央精神，與中國人權理念國際傳播的大政方針保持高度一致。除此之外，在媒體、企業(yè)等國際傳播主體內部，還要形成常態(tài)化聯(lián)絡機制，設置專門部門與崗位定點、定時聯(lián)系溝通，“定期共享資源、對接訴求，做到國際傳播有的放矢”。
?。▌⒔ㄜ姡袊嗣翊髮W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婷婷，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Abstract：The Chines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serves as the core value of China's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guiding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 and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cause worldwide.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 in the new era，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and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truggle，external exchanges on human rights，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s.However，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human rights concepts，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the incomplet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external discourse system on human rights，and constraint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Therefore，in the new era，it is crucial to address the weaknes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optimize communication channels，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words：Chinese Human Rights；Concept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責任編輯 朱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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