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1日當?shù)貢r間9點05分左右，我們乘坐的LX1081航班自法蘭克福機場起飛。10點20左右，飛機降落在日內瓦機場，一陣熟悉感油然而生。這次依然是奔著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來的，而且這也是我第三次來日內瓦了。
2019年3月，人權理事會第40屆會議通過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中國的報告，我就坐在會議現(xiàn)場后排觀摩整個過程。2019年9月，我又隨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參加人權理事會第42屆會議。
眾所周知，普遍定期審議主要包括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接受審議的國家提交報告，利益攸關方就受審議國人權狀況提交資料，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根據(jù)聯(lián)合國相關文件匯編資料。第二個階段是普遍定期審議舉行工作組會議，會議期間，受審議國家與其他聯(lián)合國成員國之間開展互動討論，對受審議國遵守人權義務的程度進行評估，任何聯(lián)合國成員國都可以參與到與接受審議國家的討論與對話之中。由三個國家為一組的“三國小組”（troikas）將擔任報告員，協(xié)助開展審議工作，確?；訉υ捘軌蛴袟l不紊地進行。第四個階段是后續(xù)行動，即受審議國落實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出的建議意見。
因此，2019年3月人權理事會第40屆會議通過審議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是中國接受普遍定期審議整個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參會期間，我在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公眾號“中南HumanRights”發(fā)表10篇觀察文章，其中第四篇就是“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中的‘民主生活會’”。
2024年1月23日，中國將接受人權理事會第四輪普遍定期審議，我將又有機會實地觀摩。但是，這一次與2019年3月份的那一次又有些不同。因為，這一次是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會議，也就是中國接受普遍定期審議的第二個階段。
普遍定期審議，顧名思義，就是普遍和定期審議。這是人權理事會定期評估聯(lián)合國所有會員國履行人權保障義務的一種監(jiān)督機制。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根據(jù)2006年聯(lián)合國大會第60/251號決議第5（e）段設立，是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項獨特工作機制，該機制在尊重所有國家的基礎上，采取確保普遍和平等對待的方式，在客觀基礎上定期對每個國家履行人權義務和承諾的情況進行審議。根據(jù)人權理事會第1/5號決議，普遍定期審議機制以四年半為一個周期，每輪分階段審議所有聯(lián)合國成員國，它最終目標是改善每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并對全世界人民產生顯著影響。為達到這個目標，它不僅僅一視同仁地評估各國的人權記錄，處理在任何地方發(fā)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并為各國提供技術援助，以加強其有效處理人權問題的能力，更關切各國在人權方面的成功實踐，為各國提供機會展示其為改善人權狀況而制定的行動方案——它是一場各國共同面臨的“考核”，一個獨一無二的人權實踐“展臺”。
如果要了解普遍定期審議機制的來龍去脈，就不得不提人權理事會的前身——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人權委員會是經(jīng)濟及社會理事會依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68條于1946年建立起來的。在1946年至2006年間，人權委員會是聯(lián)合國在人權領域的主要政治機構。人權委員會成立60年來，為促進世界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人權委員會也存在一些問題，最突出的是一些發(fā)達國家出于其各自的政治利益需要，熱衷搞針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國別人權提案，利用人權搞政治對抗、選擇性監(jiān)督、雙重標準。由國別人權審議引發(fā)的政治對抗，使得人權委員會偏離了促進人權發(fā)展的軌道，導致人權委員會陷入了“信譽危機”。
在這一背景下，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強烈要求改革聯(lián)合國人權機制，特別是要消除人權委員會的政治化問題。2004年聯(lián)合國秘書長關于威脅、挑戰(zhàn)和變化高級別小組在一份報告中認為，人權委員會的信用和專業(yè)性在下降，各國尋求當選人權委員會委員，卻不是為了促進人權，而是避免批評并批評他國。2005年，時任聯(lián)合國秘書長發(fā)布改革報告《大自由：為了所有人的發(fā)展、安全和人權》，建議設立一個小型的常設機構——人權理事會來取代人權委員會。由此，設立人權理事會取代人權委員會的改革進程實質性啟動。
2005年6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fā)布的《中國關于聯(lián)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認為：“中國贊同并支持改革聯(lián)合國人權機構。改革的關鍵是扭轉將人權問題政治化的現(xiàn)狀，不搞雙重標準，減少和避免對抗，促進合作。”在第60屆聯(lián)大第三委員會會議期間，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如利比亞、埃及、緬甸、布基納法索、馬來西亞、贊比亞等國明確反對人權政治化、對抗、選擇性、雙重標準等做法，為設立人權理事會及其普遍定期審議機制奠定了輿論基礎。在發(fā)展中國家的推動下，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的成立人權理事會第60/251號決議第4條規(guī)定，人權理事會的工作應該堅持普遍性、公正性、客觀性和非選擇性以及建設性國際對話與合作，為人權理事會確立普遍定期審議奠定了框架基礎和價值內核。人權理事會2007年通過建立普遍定期審議機制的第5/1號決議，突出強調了合作與對話、公平公正、普遍性、非政治性等原則。決議第三段“原則”強調，普遍定期審議應：“…… (b)是一種建立在客觀可靠的資料以及互動對話的基礎上的合作機制；(c)確保普遍涉及到并且平等對待所有國家；……(g)客觀、透明、非選擇、具有建設性、非對抗、非政治化地進行”。
由此可見，從人權委員會國別審議到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的機制演進，實質上從選擇性監(jiān)督到普遍性監(jiān)督的轉換。具言之，人權委員會國別人權狀況基本上是發(fā)達國家用來審議發(fā)展中國家人權狀況的政治工具，而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則是人權理事會審議聯(lián)合國所有會員國人權狀況的監(jiān)督機制。所以，我曾經(jīng)用“公審大會”來形容人權委員會的國別人權狀況審議，用“民主生活會”來形容普遍定期審議。在這個意義上，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人權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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