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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期，它的思想文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蹲髠鳌肥谴呵飼r期的重要著作，詳盡地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間周王朝及諸侯各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思想?！蹲髠鳌芬钥隙ǖ膽B(tài)度記載了那些民重于天、民重于神的進步觀點，而《左傳》也被認為有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著作。本文闡述了《左傳》中所見的人權意識，試圖把《左傳》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結合起來進行討論。

關鍵詞：人權左傳 春秋時期 民本思想 人本思想 人權意識萌芽

春秋時期，隨著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各個諸侯國為了生存發(fā)展，紛紛向民眾開放輿論和政權，招納人才，為民眾參政議政創(chuàng)造了條件。各種思想和學術觀點雨后春筍般涌現，整個社會思想自由、言論開放、人才輩出，出現人權的興起、經濟和社會的繁榮進步，春秋時期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

《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250多年歷史和社會現狀，呈現了許多先進思想和價值觀，尤其是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左傳》中最為鮮明。這些既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念，也是當時社會現實和思潮的反映。

一、《左傳》中所見的人權意識萌芽

1、言論自由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左傳•宣公二年》

這段話描繪筑城墻的老百姓和華元唱歌互懟的場景，普通百姓敢于奚落朝廷重臣，而華元沒有借助手中權力鎮(zhèn)壓，體現了當時官民之間平等的人格，也體現了一定的言論自由。百姓有批評官員的權力，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見解。

鄭人游于鄉(xiāng)校，以論執(zhí)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xiāng)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zhí)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時期，鄉(xiāng)校是普通大眾談論社會事務議論政治的公共場所，當時有人勸子產毀掉鄉(xiāng)校，被子產斷然拒絕。他堅持不毀掉鄉(xiāng)校，還鼓勵民眾對政治進行批評，維護民眾思想、言論、集會自由的權力，可見子產是中國言論自由的先驅。

2、參政意識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zhàn)，曹劌請見。其鄉(xiāng)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zhàn)？”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梢砸粦?zhàn)。戰(zhàn)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zhàn)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zhàn)，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莊公十年》

齊軍攻打魯國，魯莊公準備應戰(zhàn)。曹劌只是一個普通百姓，卻向魯莊公申請指揮這場戰(zhàn)爭，而魯莊公也給予他足夠的尊重并答應了他的請求，結果取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普通百姓能和國君輕松見面并平等交流，并被賦予指揮戰(zhàn)爭的權力?？梢姶呵飼r期民眾不僅可以在地方基層參政議政，而且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政治活動。可見當時的社會，充斥著民主的氣氛，老百姓才覺得國家的命運和自己息息相關，才有參政議政的要求。

3、女性參政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斗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左傳•桓公十三年》

國君遇事卻先入告夫人，經夫人分析后才幡然醒悟?？梢姡蛉肃嚶鼘嶋H上已經是是楚國國事的重要參與者與決策者。

夏四月，辛已，敗秦師于毅。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贏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崤之戰(zhàn)，晉國俘虜了秦國的三位主將，文嬴請求晉君放了他們，晉君答應了她的要求。文嬴身為晉國國母,又是秦國的公主,在救助秦軍的三位主將一事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梢娕栽趪抑卮笫录臎Q策上已經有一定的分量。

4、民主權利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wèi)侯請盟，晉人弗許。衛(wèi)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wèi)成公決定與楚國結盟，遭到國人反對。衛(wèi)成公不聽國人的意見，結果國人將他驅逐出境?？梢姶呵飼r國人有著監(jiān)督政府決策施政的權力，并有了驅逐或者罷黜國君的民主力量。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

這段話記載郤乞和呂甥召開的國人會議，決定了晉國立君等問題。春秋時代，普通階層有這樣權力，是民主政治的原因。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

這段話就是敘述晉惠公委派其代表人郤乞在國人會議替自己做檢討，建議改立他人為君?？梢妵藭h有權干預立君廢君，這也是民主政治的淵源。

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以上篇章記述了國人滅崔氏的過程，體現國人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楚子（指文王）御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

——《左傳•莊公十八年》

鬻拳在國君戰(zhàn)敗時拒其回國，他是認為國君沒有盡到國君的職責，因而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督促或迫使國君盡其職責。

5、婚姻自主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左傳•昭公元年》

這段文字記載了一樁婚姻糾紛，兩個大夫爭妻，而執(zhí)政大臣子產判處由女方自己做主。可見先秦時代，婦女們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尚有一定的選擇權利。在許多情況下，哪怕是貴族社會的政治婚姻，女子本人的意愿仍是經常得到考慮和尊重的。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左傳•成公十一年》

這段話中的施氏，發(fā)誓再也不做施孝叔的妻子了，也能體現春秋時期婦女的婚姻自主權。

6、私有財產保護

宣子有環(huán)，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斗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兇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huán)，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huán)，執(zhí)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左傳•昭公十六年》

晉國執(zhí)政官韓起看中鄭國一商人的玉環(huán)，就向鄭國國君要求得到它，但是鄭國的執(zhí)政官子產以不能侵占私人財務為由拒絕了。春秋時期鄭國同商人訂立了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國君；國君不強買和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預商人的財產和營業(yè)。實際上，這個盟誓已經是一項國家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

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

——《左傳•隱公十一年》

這段話記載周王從鄭國貴族手里得到一批土地，但是他要拿一塊蘇田來交換。這就是土地交易，體現了當時的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7、尊重生命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

——《左傳•隱公十一年》

宋襄公說:“有德之人是不忍心傷害已經受了傷的敵人的，不捉拿頭發(fā)花白的老年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對生命權的尊重。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左傳•宣公十五年》

晉國名將魏武子有一愛妾，他重病后囑咐兒子魏顆：“我死后，你要為她選一個好人家嫁出去。”可是魏武子臨終時又舍不得這個妾，所以又對魏顆說：“我死后你要讓她殉葬，我在下面好有個伴。”魏武子死后，魏顆安排父親的愛妾改嫁了。魏顆的弟弟責怪他沒有遵守父親意愿。魏顆說：“人在病重的時候，神智是昏亂的。我嫁此女，依據的是父親清醒時的吩咐。”

魏顆的行為，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體現出他憐憫生命和尊重生命的仁慈而又寬闊，深邃而又寬厚的人性之心。世間萬物，生命最可貴。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權，尊重生命就是保護最重要的人權。

二、《左傳》中所見的民本思想萌芽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左傳•桓公六年》

這段話描述楚武王故意軍容不整以此示弱欲的樣子，誘使隨侯來攻。隨國大夫季梁用“忠于民而信于神”的說法，勸說君主不要追趕楚軍。在這里季梁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忠于民而信于神”，規(guī)勸隨侯能像古代明君那樣，以人民為重方能取悅鬼神，成就功業(yè)。體現了《左傳》中鮮明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粱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景公久病不愈，怪罪于祝、史，欲殺之取悅于神。晏子回復道，少數人的祝福抵不過多數人的詛咒。在君和民之間的張力關系中，神是會聽多數人的話，這也是一種重民的思想傾向。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勛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以逼乎？親以寵逼，猶尚害之，況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親人，惟德是依。

——《左傳•僖公五年》

這段話記敘的是“假道伐虢”。晉獻公假道于虞，重金賄賂虞公。由此可以看出，虞公失德，以為憑祭物的豐盛，就能獲得鬼神相助。虞國大夫宮之奇則指出“鬼神不隨意親近人，只依據人的德行”。意圖轉化虞公對鬼神的觀念，加大愛民意識。宮之奇以人文精神為原則，指出君主的德行對國家興衰的重要。

師曠恃于晉侯。晉侯曰：“衛(wèi)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yǎng)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認為，君主應該為民眾著想，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愛戴。這也是民本思想的的體現，可見當時民本思想已經深入人心。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指吳王夫差）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左傳•哀公元年》

吳師伐陳，因為十二年前吳先王闔廬伐楚時陳未肯站在吳的一面。十二年前吳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幾乎亡國。這時吳王夫差的兵力看樣子比闔廬時更強，所以楚國的大夫們一見吳出兵就感到震驚。這并非是全無理由的。可是唯獨子西看到了問題的深層實質。他指出，闔廬之強，全憑愛惜民力，從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強”，則靠濫用民力，從而在實際上是在為其自身的失敗準備了條件，當然對楚也不能成為真正的威脅了。子西看到了一個國君的權力的盛衰存亡最后取決于人心的向背，說明了君權的真正基礎在民。

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yǎng)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傳•文公十三年》

在這一段引文里既包含了邾文公的思想，也包含了《左傳》作者通過對于邾文公思想的評論而表現出的思想。當占卜說明遷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時候，邾文公認定利于民就是利于君。他的左右卻有不同的看法，以為遷都危及國君生命，不遷才有利于君。他們考慮的是國君作為個人的生命之利，而非其作為國君的使命之利。所以邾文公為他們解釋了命的意義。他說“命在養(yǎng)民”，這個“命”就是國君的使命；而個人的生命短長，那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意義?！蹲髠鳌纷髡邔τ谯ノ墓蛔髁藘蓚€字的評論：“知命。”這就是說這一位國君知道他為君的使命。可見立君為民原是當時流傳的一種思想認識。

鄭人游于鄉(xiāng)校，以論執(zhí)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xiāng)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zhí)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這一段文字既說明了子產主張讓人民批評執(zhí)政者的思想，又說明了孔子對于子產思想的認同。子產以為，執(zhí)政者只有聽見人民的批評，才能及時地改正錯誤，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積累，避免大的政治動蕩。這可以說是既利民，又利君。

楚子（指文王）御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绖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左傳•莊公十八年》

鬻拳對于自己的國君，一方面敢于實行兵諫，在國君戰(zhàn)敗時還拒其回國；另一方面，對自己的言行自責。這是一種很矛盾的現象，其原因何在？當他兵諫和拒君的時候，他是認為國君沒有盡到國君的職責，因而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督促或迫使國君盡其職責；當他對國君實行暴力以后，他又認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于是自刑、自殺。正是因為他自覺地認識到后一點，所以他在做前一點的時候也并非自肆害君，而是出于愛國愛君之忱。《左傳》作者假“君子”之口說鬻拳愛君，道理就在這里。不僅《左傳》作者認識到了這一點，楚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然，他們就不會讓鬻拳的后代繼承他的官職以表對他的報答了。從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間的張力關系，而《左傳》作者在這種關系中是堅持以民為本的。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話，其中最重要的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趙簡子看到魯君被季氏流放而死于外，以為是不正常的，而魯國的人民卻無異議。他于是問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首先，從邏輯上說，國君而不勤民，就是未盡為君之責；為君而未盡為君之責，自然會被人民遺忘；被遺忘了的國君流死于外，自然不會發(fā)生人民的抗議。從歷史角度說，改朝換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呢？終極原因還在于君是否能盡其為君之責。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這樣君位就可以維持下去；否則，君位就不能維持下去。這里再現的還是君民之間的張力關系，而《左傳》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為本。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凡國人都認為可殺的國君被殺，就不是殺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殺的國君無道而該殺。為什么呢？因為那個被殺的國君違背了其為君的職責?！蹲髠鳌返膹s君凡例更能體現《左傳》中以民為本的思想。

總結一下，《左傳》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權的根本在民。第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第三，君不稱職，民可以批評以至反抗。

三、《左傳》中所見的人本思想萌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襄公用一個小國君主祭神，企圖以此立威恐嚇東夷，實現霸主夢想。宋襄公目的不是為神，而是為人。司馬子魚說他這樣做是達不到目的的。他指出了“民，神之主也”，人和牲畜有質的區(qū)別，宋襄公犯了以人代牲的質的錯誤。這正是子魚的人本思想。《左傳》中不止一次地出現“民，神之主也”的語句。

宋、衛(wèi)、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wèi)、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

若有火，國幾亡?？梢跃韧觯雍螑垩?？”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傳•昭公十八年》

子產的這句話“天道遠，人道邇”意思是，天道是遙不可及的，而人道卻近在眼前，體現了子產的人道主義思想，他是我國最早的人權維護者。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亦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贏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侄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左傳•僖公十五年》

這段文字說的是韓原之戰(zhàn)后晉惠公被俘至秦，他埋怨父親獻公不該在筮占不利的情況下把女兒伯姬嫁給秦穆公，從而招致韓原之敗。韓簡勸說惠公，以為失敗之因在人不在天。左丘明借韓簡的話來表示他在天人兩極的張力關系中更重視人事的作用。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左傳•襄公十八年》

應該說《左傳》作者在天人關系上的思想也就是他那個時代的思想。這里可以舉晉國的叔向和鄭國的子產為例作一些說明。在這里，叔向寧信人事而不信天道。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左傳•昭公元年》

  子產認為晉君之病是由于晉君多同姓內寵所致，而不是由神而起。這段話，同樣體現了子產的人道主義思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襄公為了謀取霸主的地位，竟然用一個小國君主作為犧牲以祭神，實際是企圖以此立威。司馬子魚說他這樣做是達不到目的的，他認為宋襄公犯了以人代牲的錯誤，這正是人本思想的基本原則所在。他還指出“民，神之主也。”《左傳》中不止一次地出現“民，神之主也”的語句。

《左傳》中人本思想，表現在主要以人事說明人事的成敗得失上。

四、《左傳》中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的關系

以上我們談了《左傳》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現在再就一些實例來辨析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后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h鄙之人，入從其政；逼爾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征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yǎng)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景公患了疥瘡，又有瘧疾，經年不愈。諸候的使者來問候的很多。于是有人對齊景公說，現在我們祭祀鬼神比從前豐盛，可是國君的病長期不好，讓諸侯擔憂，這一定是祝和史的罪過，請誅祝、史。齊君聽了很高興，把此事告訴晏子。晏子說，如果國君有德，祝、史祭神時如實報告以向神求福，那么神是會降福的；可是，如果國君無德，祝、史祭神時只好說假話，那么鬼神就會降禍。齊君問晏子那怎么辦？晏子這一段話的前一部分，說的也是要信于神，不必再論；其后一部分，又說到少數人在神前為君祝福終不如多數人的詛咒有力。在君和民之間的張力關系中，神又總是會聽多數人的話，而不會聽少數人的話的。這樣，神從多數也就是一種重民的思想傾向了。

師曠恃于晉侯。晉侯曰：“衛(wèi)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yǎng)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guī)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的這一段話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君是天所立的，是統(tǒng)治人民的；第二，如果君能盡責，民就只能敬君而無抗君之理；第三，如果君不能盡責，就失去了天立君的目的，就可以被推翻；第四，天之所以如此對待國君，那是因為天愛民。天治君，君治民，這是一般的正常原則?？墒?，君對民的統(tǒng)治又不能是絕對專制的，因為天意又是受民心影響甚至支配的；于是就又出現了民心、天意、君權興亡這樣的三梯級的關系?，F在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靠“天”來調劑的。如果沒有中國的人本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民本思想而只能有專制思想。同樣，中國古代的人本思想總是以民本思想作為其內容的；如果沒有中國的民本思想，那么也就會失去中國古代的獨具特色的人本思想。所以，只有看清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我們才可以說對二者各自的特點有了了解。

我們把《左傳》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結合起來就會發(fā)現：在君主統(tǒng)治人民這一環(huán)節(jié)上，其關系是直接的；而在民意作用于君主這一環(huán)節(jié)上，其關系就是間接的，因為中間隔著“天”。君主受命于天，從而對天負責，而不對民負責；君主無道傷民，民怨上達于天，天就會懲罰君主?！?o:p>

人民的自由思想是一切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沒有自由的空氣，社會就是一潭死水。在春秋時期，由于中國人真正獲得了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力，所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創(chuàng)造力才會迸發(fā)，社會上因此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遺憾的是，這種局面未能使民主戰(zhàn)勝專制，秦的統(tǒng)一讓中國進入了大一統(tǒng)的專制社會。人民的思想、言論、人身、集會、結社等等自由一概被剝奪，人權被消失在萌芽狀態(tài)，中國人的進取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也被摧殘殆盡。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是《左傳》杰出的思想特征，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念，也是當時社會現實和思潮的反映，其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結合的思想體系是寶貴的歷史資源。盡管中國社會后來長期處于封建專制之中，但是《左傳》中所見春秋時期的一些細節(jié)，依然綻放著人性的光芒。

參考文獻：

【1】左丘明《左傳》中華書局

【2】林志純 從《春秋》“稱人”之例再論亞洲古代民主政治《歷史研究》

【3】劉家和《左傳》中的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

鄭可出席“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在分論壇作主旨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