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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一明，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亞洲研究所理事長
目前智庫（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圍成為政策討論的核心空間，智庫是專家、政府和民間部門代表以及市民討論社會、經濟問題的平臺。位于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以及傳統(tǒng)基金會一直以來以討論政策的傳統(tǒng)而引以為豪。華盛頓既是美國權力中心，又是智庫林立的地方，更是國際情報中心，這里每天匯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權力怎么用，重大決策怎樣做出，智庫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智庫的作用在各個國家都不容小覷，但其建立卻基于不同的國家智慧，中國智庫在這一方面呈現出與美國智庫完全不同的傳統(tǒng)。言及智庫建立的中國智慧，有兩個來源不容忽視，民間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貴圣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圣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貴，更可貴的是他能調動大眾共同治理國家。許多中國學者似乎從開始就認為智庫本質上是西方的東西，因此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智庫之前，應當不遺余力地對CSIS等華府智庫加以模仿。他們認為中國智庫需要不加分辨地從模仿西方智庫開始，隨時間推移，中國智庫日趨成熟、日漸完善，自然也就會擁有中國特色。
但這是建立新一代中國智庫的最佳方法嗎？毫無疑問，倘若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先進的智庫只存在于西方，中國智庫必須以西方智庫為榜樣，那么就會陷入一種等級觀念：中國落后于西方，將自己看作必須效仿發(fā)達國家的人群。中國智庫有自己的傳統(tǒng)，它的發(fā)展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由此形成的中國智庫與西方智庫的習慣與模式大相徑庭，因此探索中國智庫的發(fā)展模式，需要從傳統(tǒng)文化中追根溯源，本文旨在從中國書院的儒家人權思想著手，從儒家人權思想中提取中國智慧，并以此指明未來智庫的發(fā)展方向。
一、書院傳統(tǒng)與儒家人權思想
（一）中國智庫的書院傳統(tǒng)
中國智庫的模式與美國相異，因此狹隘地以美國模式定義中國智庫，則容易得出沒有傳統(tǒng)這一草率的結論，但是事實上，中國智庫歷史悠久，只不過一直以“書院”的面目存在。中國書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現的一種獨立于政府的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有別于其他東亞古代教育制度，與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政府、私營企業(yè)和其他部門合作，參與政策制定與實施。唐朝的集賢殿書院就是可供參考的范例：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與學者，同時翰林學士還參與決策。其實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的書院傳統(tǒng)也極具研究價值。白鹿書院、徂徠書院等為當時的決策者和知識分子所青睞，他們聚于其中探討國政、倫理、自我與下代學者培養(yǎng)問題，這一類綜合性機構并非封建迷信，中國著名的四大書院是：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鄭州的嵩陽書院。明代，無錫的“東林書院”曾培養(yǎng)了楊漣、左光斗這樣一批不畏閹黨權勢、正直剛硬廉潔的進步人士，由此可知，中國書院融合私學與官學，容納學術研究與教化眾人為一體，以培養(yǎng)學術人才為己任，強調人格養(yǎng)成，注重“全人教育”，這恰恰與儒家人權思想相契合。
（二）儒家人權思想
儒家推崇的價值與人權思想的原則有重合之處，在人權思想發(fā)展的趨勢中也體現了部分儒家思想的縮影。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及人權價值的四個原則：自由言論、自由信仰；得免憂懼、得免貧困；人格尊嚴與價值；男女平等，其中中間兩個原則是儒家思想所肯定和宣揚的價值。孔子認為“貧與賤，是人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對于貧困的規(guī)避是人之常情，但是追求財富的過程中需要考慮道義與仁義，儒家思想將財富與仁義相結合，既包含人權思想的結晶，又提出了財富觀的進一步要求。
世界人權思想歷經發(fā)展已經從第一代發(fā)展至第二代，其人權內涵與儒家的民本思想相契合，而儒家的關系本位又能對人權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起預示作用。“第一代人權”是17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和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等人提出的自然權利、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等思想，可概括為公民和政治權利，儒家主要以“仁”的思想要求統(tǒng)治者，以民本思想保障人民的權利，第二代人權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明確了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權，中國儒家自古注重道德教化作用，對于這一方面更是體現出與人權發(fā)展的內在一致性，《論語·公冶長》中提及的社會理想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記·禮運》中同樣指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yǎng)”，其蘊含的內核正是人權宣言中的社會保障。在人權發(fā)展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團結、共識對于應對全球挑戰(zhàn)的重要性，因此，儒家思想中內涵的關系性將成為人權發(fā)展的推動力。
傳統(tǒng)書院承擔傳授知識和教化人格的重任，四書五經中既傳達知識內涵，又包含道德倫理，其中蘊含的儒家人權思想與世界人權思想具有內在一致性。這些都是美國智庫所缺失的要素，當今的美國智庫愈發(fā)與企業(yè)類似，忽視道德與思想方面，而通過仔細研究唐朝以來的中國智庫傳統(tǒng)，從前人實踐中獲得啟迪，知識分子能夠參與政策制訂與教育方面的大小事務。這將使全球的決策者獲益良多，惠及非洲、南美等世界各地的人民。
二、中國書院的核心智慧
美國智庫系統(tǒng)的缺點與企業(yè)相關，對金錢與企業(yè)資助的依賴頗深，且決定某智庫價值的并非其準確程度與社會意義，而是預算的多寡，這已經對其進行綜合性客觀調查的能力造成巨大損害。應出資方要求，許多課題已經成為禁區(qū)。保守的美國智庫對我們當今最嚴重的危機——中國傳統(tǒng)人權的理論討論介紹置若罔聞，卻對導彈防御議題頗為關注，因為軍火制造商是它們的金主。這種做法足以讓我們相信，傳統(tǒng)基金會與CSIS根本不是什么智庫，而是在扮演著公關公司的角色。
建立自己的智庫評測與資助系統(tǒng)對中國至關重要。該系統(tǒng)應當更加客觀，不是簡單地以吸引資金的能力作為排名標準。但此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tǒng)不該針對中國單獨打造，而應當開放化、國際化，使之具有廣泛的吸引力。我們要用新成果來提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Go-to Think Tank）智庫排名系統(tǒng)。其排名結果堪稱權威，且可決定一個智庫的存亡。但面對這種壓力時，美國智庫的反應并不是鼓勵研究員走近群眾、通過科學分析來建立更好的世界，而他們的論述其實對社會基本構不成影響。那么這種更客觀、更有用的智庫排名系統(tǒng)是什么樣子？當然，不排名最好。然而從人性的角度考慮，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我們最好不要有這種幼稚的想法。
中國可以開發(fā)出一種不著眼于吸金能力與運營規(guī)模的智庫評測系統(tǒng)。這樣的系統(tǒng)更具廣泛吸引力，而且基于其評測結果，中國與外國的智庫都能獲得其理應獲得的關注。“先進研究都是說英語的人做出來的”——也許應該首先摒棄這種思維模式。
中國書院的核心智慧是將對事物的調查，格物致知、還有對過去政策的理解跟解釋，加上道德哲學與時事的關系一起考慮，一起討論。而且中國書院往往把這個政策跟道德的討論影響到青年教育。沒有青年的教育作用就沒有智庫的效果。由人文學科和政策領域的專家就倫理問題展開辯論，評估歷史變遷、未來制度發(fā)展的潛力，以及對過去的觀念和制度進行修改，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的要求。這種智庫現在在西方找不到。模仿西方智庫的中國智庫也沒有。
這種方法填補了當前西方式智庫的巨大真空，在這種智庫中，討論的是政策，而且往往是由從政策中獲益的公司資助的，但歷史問題、人性問題、在困境中什么才是道德上正確的選擇等問題卻完全被排除在外。道德哲學專家被排除在外，討論由技術和具體政策專家主導，甚至只是那些提供資金的專家。
此外，西方智庫也沒有致力于培養(yǎng)下一代青年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礎，對政策具有歷史眼光，并在自我了解和理解漫長歷史進程的基礎上預測未來需求。換句話說，西方智庫不教育年輕人，不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不強調道德行為的重要性。如果中國智庫引入這些理念，將會給世界智庫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就人權研究而言，決策者和政府官員對倫理和人文學科的這種個人承諾將有助于改善智庫的功能。
（一）發(fā)揮中國智庫在全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
中國智庫還能為真正的、可以引領我們前進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見解，原因很簡單。目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觀點，可追溯至康德與黑格爾建立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基礎上的概念。該觀點先后成為海牙和平會議、國際聯盟與美國的邏輯。然而希臘傳統(tǒng)雖然充滿智慧，但只關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與全球治理并無關系。西方對民族國家的癡迷便可溯源至這種早期的思想定位。中國早于歐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價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維護那些共享價值。繼聯合國的誕生后，在我們探尋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時，“天下”或“春秋”這樣的政治話語不是比西方傳統(tǒng)更實用、至少更值得考慮嗎？我并不想否認晚期帝制中國曾存在推行單邊主義等問題。我要說的是，在進行早期國際社會建設理論探討與實踐方面，中國擁有漫長而復雜的歷史。
然而我看見中國媒體常常展示類似于晚清宮殿的建筑，它們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們的住所，而非宋明時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們是否會在中國傳統(tǒng)的終極價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盡管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與陳設十分精美，但將中國傳統(tǒng)的物質方面當作其中心內容實在是一種大大的、可悲的誤讀。也許中國人正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作某種物質文化來解讀。在人們眼中，傳統(tǒng)文化與廣告牌上的名表、名包與豪宅大致等同。然而，盡管在帝制末期經歷過短暫的墮落與沉溺，傳統(tǒng)中國絕非如此膚淺。在中國偉大的儒道釋傳統(tǒng)中，人類體驗最寶貴的方面超越視覺、無法觸摸。中華傳統(tǒng)重視對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這種美德首先存在于人們的思想情感與行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于物件之中。這種價值甚至無法在書中找到——盡管收集書籍十分有趣。終極價值蘊含在無影無形之中。
如果要開拓中國智庫的新傳統(tǒng)，我們應當從尋回終極價值——這種并非由西方輸入、流失于東方的東西開始。中國的民間智庫從無到有，有了長足的進步。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大國，與之相適應，中國智庫需要更上層樓，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的智庫中心可以說迫在眉睫。中國需要的不是演繹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需要想象力，尤其是來自民間的想象力。民間智慧在互聯網上已然有所體現，互聯網所呈現的廣度與匯集的大數據本身就意味著“眾人之事”，這是需要去發(fā)掘的。民間智慧不可限量，民間智庫可以發(fā)揮出的建設力量不可小覷，全民創(chuàng)造力不可能僅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發(fā)出來，只有在人們主動去思考、表達其主張的前提下，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才能獲得釋放。他們的思考與聲音，可以說本身就是國情的體現。民間智庫可望將全民創(chuàng)造力的激發(fā)出來。因為他們的思考是從自身的狀況與需求出發(fā)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專家們的思考可以替代與覆蓋的。這里，不妨借用一下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觀念中有一個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自由地主張并表達自己的權利，才能由此構成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專家們固然有知識與專業(yè)上的優(yōu)勢，但他們可能不切實際，離題萬里，乃至背離常識與直覺。中國智慧當然指的是中國人的智慧，民間智慧的集中以及通過互聯網匯集的聲音，必將成為中國智庫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中國傳統(tǒng)融入未來智庫
未來智庫的運行模式必然是由西方現代架構與中國儒家人權思想深度結合的未來智庫，在此基礎上，我們有望見到中國智庫傳統(tǒng)和人權觀念在未來智庫中發(fā)揮更大作用的圖景。
（一）儒家人權思想的現代化
儒家人權思想產生于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其人本主義思想和倫理人學核心歷經歷史長河的滌蕩，在現代化進程中保留了其價值內核。儒家人權思想自誕生之初就以以民為本的面貌呈現，強調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處理，此后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現代化運動，當代中國人權主義思想主要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現，其核心中蘊含的家國一體理念與誕生之初的集體觀念一以貫之，就其具體內涵而言，儒家人權觀念不變的核心是維護民族、國家集體利益、“大我”高于“小我”的內涵特點，因此，在以不同文化為基礎的人權思想的關系處理上，中國儒家人權觀念具有倫理性、現實性和包容性三大特征。倫理性是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視，傳統(tǒng)美德中對于“忠”“孝”的贊揚，儒家思想中對于“仁義禮智信”的推崇，無不體現倫理性的重要性，直至今日，人們依舊就核心價值觀作為儒家人權思想的延續(xù)保留民族根脈；現實性指儒家人權思想總是以具體問題為導向，較少以抽象的人權理論和邏輯為主要客體；包容性出自儒家人權思想的“中庸”方法論，辯證地看待問題，儒家人權在具體應用場景中得以避免走極端，“陰陽”觀念使海納百川成為可能。
（二）中國智庫傳統(tǒng)的現代化
中國傳統(tǒng)智庫自古注重諫議，以良政上議、君主采納為主要互動模式，傳統(tǒng)智庫得以發(fā)揮其作用，其中，諫議制度的兼容并包和平等互動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國智庫的精神內核。
中國歷史傳統(tǒng)已經證明，賢明的君主表現出對人才的重視和偏好。齊桓公稱霸諸侯，管仲為其帳中謀士，劉邦擊敗項羽，張良決勝于千里，劉備于亂世中雄起，諸葛亮功不可沒，歷史已經證明，諫議制度的核心在于才能是否被重視并落實，當今智庫歷經現代化，合理采用西方組織架構的同時也保留了儒家人權的精神內核。中國智庫依然以諫議的模式運行，研究人員將調研結果整理成文字，對國家治理和外交政策提出建議，政府部門根據事實情況對其采用，因此，在國家治理和全球交流這兩方面，智庫切實發(fā)揮實效。同時，促進平等互動要求機構內成員的平等和機構與政府之間的平等。政府對于智庫建議的采納程度反映政府對于社會建議的包容程度，正如古代“賢臣擇主而侍”，諫議的核心是平等，只有平等才能真正推動治理進程，此外，智庫內部成員也需要平等，年輕人的建議包含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如果討論以年長者的意見作為標桿，忽略年輕人的需求，智庫的模式始終是重復而難以革新。因此，智庫的現代化需要維持并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智庫的兼容并包和平等互動。
（三）未來智庫中蘊含的中國元素
未來智庫是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共建的智庫，是采納來自全世界建議的智庫，因此，發(fā)揮中國儒家人權觀念，將傳統(tǒng)智庫的諫議核心納入至關重要。
中國智庫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平等和現實，這三點對于將智庫建設成為更有實效的智庫至關重要。包容意味著對于不同國家的容納，當下國際組織雖然成員眾多，但真正決策權往往在大國手中，真正的包容意味著對于不同語種的接納，對于不同意見的采納，例如在涉及不同國家時使用不同的語言，在亞洲問題上使用日語、韓語，在俄羅斯問題上使用俄語，這是為了對于傳統(tǒng)人權的理解討論或“虛擬空間的未來”等非常綜合性的問題，能夠擔負起調整世界各國的新政策，開展國際項目的重任。同時也需要增進小型、大型智庫間的合作。大型智庫預算較多，更易接觸到世界級專家。小型智庫靈活性好，更了解人們的需求。若能夠開發(fā)出在這些智庫間分享財力和知識的戰(zhàn)略，將迎來創(chuàng)新智庫群的誕生。
平等和現實是交流合作平等，也指平等地關注現實議題。對于不同議題，智庫應當給予適當的重視，國際金融、安全問題是國家層面的重要議題，但是青年崗位、環(huán)境破壞、貧富懸殊等問題同樣是關乎一般人群的重要議題；此外，平等是有效交流，如果只是搞形式主義那一套，像舉行儀式一樣向聽眾闡述陳舊的觀點將導致智庫的失敗。因此，將諫議核心和儒家人權核心納入傳統(tǒng)智庫有助于未來創(chuàng)新智庫的建立。
新一代智庫的建立不是在原有基礎上的重復，而是采納全新理念的創(chuàng)新，因此中國的儒家人權傳統(tǒng)對于智庫內部的人權建設是很好的理論引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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