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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工作，總結并提煉出了當代中國人權觀這一重要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在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中開展人權知識教育，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當代中國人權觀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托，關于新時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道路、制度、實踐和理論的，具有鮮明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人權世界觀，為推進中國人權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導和行動指南。

當前，學術界圍繞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核心要義、形成機理和實踐基礎等學術命題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相關文獻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以法理證成為主。此類文獻側重于論述當代中國人權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人權實踐的內在聯系，關注中國哲學思想的延續(xù)與創(chuàng)新，試圖以文化主體性解釋當代中國人權觀的生成邏輯。二是以意義關聯為主。此類文獻偏重于發(fā)揮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價值導向功能，將當代中國人權觀與部門法、具體權利結合，探究人權價值與人權法學的互補關系。三是以構造分析為主。此類文獻在文化內生性的基礎上，從中國人權話語體系切入，試圖借助人權屬性和人權規(guī)范構建當代中國人權觀的論證模式。歸納而言，現有文獻雖然為闡析當代中國人權的法理內涵提供了理論觀點和研究進路，但是研究視角局限于分散的、靜態(tài)的歷史觀察，偏重于人權價值理念的直接敘述，未能從動態(tài)的、系統(tǒng)性的社會時空歸納、考察當代中國人權觀的生動敘事。

鑒于此，本文將基于時空建構理論，概括、提煉當代中國人權觀內蘊的時空邏輯，著重探討其世界維度、歷史維度、實踐維度和理論維度，從而形成“四位一體”的學理結構。從理論淵源看，時空邏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皆有跡可循。這種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宇宙觀，賦予原本沉默的、緩慢的自然時空以歷史的、超越的社會意義。而在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時間與空間存在互構張力，“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fā)展的空間”。從人權范疇看，人權與時空相互建構，時空建構了人，人也建構了時空。因此，以廣闊的社會時空透視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內在機理，可以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價值規(guī)律。本文的論證思路與安排是：首先，立足于向外延伸的世界時空，從共時性的人類人權文明審思當代中國人權觀，說明二者的內在關聯性、異質性；其次，聚焦中國自身的時空特質，從中國人權文明觀照當代中國人權觀，勾勒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歷史脈絡，描摹新時代以來中國人權實踐的精彩敘事；再次，將人權實踐上升至人權理論，探討馬克思主義人權原理如何與本土文化資源相結合，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重塑中國人權文化自信；最后，通過整合世界、歷史、實踐和理論四重維度，揭示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時代價值，為證成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具體普遍性和正當性提供法理支撐。

一、世界之維：人類人權文明的時空交匯

作為人類文明的顯著標志，人權文明生發(fā)于地域性的、多樣性的人權文化，內含豐富的人權思想、人權規(guī)范、人權制度與人權實踐。伴隨著信息技術的興起，人權發(fā)展日益呈現出全球化趨勢，在時空條件下表現為基于特定時間、特定空間產生的異質人權文明，以軸心輻射的方式向其他社會系統(tǒng)延伸、滲透、融合。各區(qū)域的人權觀念雖然誕生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與社會倫理傳統(tǒng)，但是時空距離的縮小為其向外延展提供了契機與便利。面對多元文明的延伸與沖突，中國式人權觀在本土經驗與多元文化的交匯中應運而生。從研究范式、價值導向與形式載體三個方面看，當代中國人權觀為世界人權文明交流互鑒貢獻了兼具民族智慧和時代特色的中國方案。

(一)人權論證范式的現代性危機

現今人類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均與現代性的泛濫失序有關。雖然現代性具有“機會-危機”的雙重面相，但是工業(yè)生產導致的社會風險與時空間離帶來的傳統(tǒng)斷裂，更值得當代社會進行反思。自啟蒙運動以降，人權理論研究先后經歷了神學范式與人學范式、客體性范式與主體性范式、主客體范式與主體間范式、基礎范式與建構范式的交鋒與爭鳴。但因對人權主體存在差異理解，各種論證范式始終未能達成共識。當代中國人權觀并未陷入單一論證進路的窠臼，而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人權為目的，在人權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平衡中尋求破局之道。

從時空流變看，當代中國人權觀從主體關系破解人權的合法性危機。人權脫胎于人本主義思潮中的理性崇拜。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將“自我”從自然世界中凸顯出來，近代哲學從此轉向對主客體二元關系的思考。而“人是目的”的理性主義宣言則將人的內在價值屬性再度放大，人的尊嚴作為人權合法性來源在康德的道德哲學里獲得證立。遺憾的是，個人本位的主體性原則因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現實世界中逐漸走向目的-工具理性，由此引發(fā)了公民對民主法治國家合法性的信任危機，人權規(guī)范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質疑?；诖?，參與者通過平等交往與溝通商談，在不同利益妥協(xié)中達成共識的主體間性視角，被引入國際人權研究?；瘹w至以關系為底色的中國社會，主體的內在價值與他者的互動交往相互聯結，共同推動人權認識的深化。一方面，當代中國人權觀沿襲國際人權憲章體系對“人的固有尊嚴”的肯認與重視，通過社會主義民主程序對涉及公共利益、人民福祉的重要議題開展討論、審議，在互為主體的關系性哲學中考量道德人權、法定人權、實有人權的漸次轉化。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人權觀結合本土傳統(tǒng)文化衍生的人際和諧內容，將人權視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條件與普遍共識。因此，關系性視角既彌補了主體性范式的消極影響，也為主體間范式的實踐適用拓展了方向。

從時空情境看，當代中國人權觀通過觀念整合化解人權的有效性危機。人權的有效性，意指何以對待人權的普遍要求并為其解釋提供辯護。就現代西方人權理論而言，自然主義人權觀與政治性人權觀之論爭貫穿國際人權話語體系的建構與發(fā)展。前者關注人的道德特征，認為人依據人性而享有人權，人權在邏輯上是一項前制度性權利，在時空上是一項永恒性權利，在主體上是預設了人性基礎的廣泛性權利。后者則著眼于二戰(zhàn)后的國際人權實踐，認為人權規(guī)范起源于偶然的、多樣的、現存的地方文化，即人權應當被視為人們針對國家提出的權利要求。雖然政治性人權觀試圖提取超越區(qū)域文化的“稀薄”規(guī)范以增強普遍人權概念的可接受性，但是二者的論辯實質上仍是人權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中國人權觀并未陷入話語范式爭執(zhí)的泥沼。相反，當代中國人權觀始終認為差異范式之間存在對話協(xié)商的可能，權利清單的“重疊共識”不應被國際利益博弈所掩蓋。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認同“人的存在”具有世界歷史向度，世界歷史與民族歷史是一體兩面、共榮共生的關系。

概言之，人權論證范式所經歷的現代性危機，是對人權元倫理的時代挑戰(zhàn)。面對人權合法性，當代中國人權觀從人的尊嚴出發(fā)，以相互尊重、交往商談的間性關系理解人權。面對人權有效性，當代中國人權觀積極接納、闡釋全球人權治理理論，剝離冗雜的政治話術，轉向對本土人權資源的挖掘與回歸。

(二)“普世主義”人權觀的價值反思

中心與邊緣是時空研究領域的一對重要問題，中國的發(fā)展進程必然會遭遇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zhàn)。西方社會提倡的普世價值，將自身所處的時空格局置于全球中心地位，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地區(qū)則處于外圍、邊緣。這種優(yōu)越、傲慢的俯視價值觀，既不能回應異質文明面臨的現實問題，也不能處理傳統(tǒng)紐帶與社會關系斷裂帶來的信仰困惑，反而招致其他文明對人權普遍性的質疑。當代中國人權觀以“非強制性共識”建構人權，倡導共商、共享、共建的共同價值范式，以最低道德限度與最大價值公約數統(tǒng)合多元人權文明。

以“普世價值”為代表的西方中心論攜帶著對抗與征服的基因，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肆意擴張是對時空系統(tǒng)的破壞。就聯系性而言，“普世價值”與西方中心主義可以解釋為“表”“里”關系。“普世主義”價值論是在現代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上，結合基督教教義精神與古典哲學之抽象人性論形成價值觀念。其推崇同一、單邊，拒斥多元、多邊，借助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霸權和軍事武器而擴散傳播。作為壓制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普世主義”人權觀將西方自身的文明先進性與現代化牢牢綁定，將個人本位、多黨制、私有制等形式規(guī)則包裝為民主、自由、正義等共通價值推而廣之，試圖以此鞏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tǒng)治地位的正當性。就普遍人權而言，“普世主義”人權觀的盲目擴張擠壓了多元人權價值的生存時空。全球化不等于同質化，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普世人權”顛倒了人的道德公設，將人的地位與尊嚴異化為一種政治工具。就分異性而言，自由主義人權觀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單一價值觀的時空延伸忽視了具體的、獨特的差異共同體，其所樹立的思想藩籬與全球化構想背道而馳。以所謂“普世價值”為代表的人權話語體系，在思想上追求一元化，在策略上走向雙標化。

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僅是全球人權理念的最大公約數，而且展現了中國式人權文明在世界維度的延伸深化。“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殊別于“普世價值”范式與“差異價值”范式，是凝練了共性與個性、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價值共識，與普遍人權法理、一般人權法理、具體人權法理存在互構性關聯。一是國際社會層面，全人類共同價值將獨白式的話語壟斷轉向共鳴式的話語交融。伴隨著“地球村”在全球普遍交往中雛形初顯，主張共同在場、平等交流、多邊互動的共同價值理念深刻把握國際合作的現實特殊性，以“人的尊嚴”為法理內涵，以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為前提，著眼于人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長遠目標，在平等、對等、多元、多向的坦誠交流中共謀人類未來。二是國內意義層面，全人類共同價值、當代中國人權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成了完整的邏輯閉環(huán)。從體系層次看，核心價值觀與共同價值均含有國家、社會、個人三個方面的價值取向。但前者傾向于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價值引領，后者在內容上更能反映與全人類息息相關的價值訴求，更彰顯中國對世界文明發(fā)展的殷殷關切。當代中國人權觀作為溝通二者的媒介，實現了中外話語體系的對接，中國人權文明得以與全人類人權文明在價值邏輯上勾連。

要言之，“普世主義”人權觀描繪的、充斥宗教色彩的世界理想無法解決文明沖突下的人權悖論，遵循全人類共同價值擘畫的普遍共識才更貼近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人權圖景。反思“普世價值”的虛偽與空洞，秉持和平共處、協(xié)商合作的共同價值理念，是構建當代中國人權觀、創(chuàng)造美麗新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擔當

人權價值的時空延展需要人權共同體的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人類共同價值與當代中國人權觀提供了物質載體。從“利益共同體”走向“命運共同體”，當代中國人權觀承襲中國先民“和合觀”“天下觀”的精神傳統(tǒng)，將馬克思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的構想熔鑄于全人類休戚與共的時代脈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世界情懷，也承載著每一個“現實的人”對幸福生活的期待。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一脈相承，自由人聯合體思想依此注入當代中國人權觀。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發(fā)展形態(tài)分為人的依賴性階段、物的依賴性階段與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階段，其中，實現人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特別指向以“自由人聯合體”為框架的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共同體之所以超越虛幻共同體，原因在于其“向社會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從“有生命的個人”邁向“人的解放”，自由人聯合體是人際和諧與社會繁榮相統(tǒng)一的社會共同體，也是人的本質充分發(fā)展、人的文明空前興盛的人類共同體。如果說自由人聯合體被視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終極追求，那么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一種過渡類型的實有共同體形態(tài)，是對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時代轉化。其一，自由人聯合體的實現無法一蹴而就，現實的分歧與齟齬不容忽視。人類命運共同體不以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宗教信仰的趨同為旨歸，而是強調在實現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中尋求合作、互利共贏。其二，文明交往的世界性、普遍性亙古未有。“資本主義全球化形成了全人類的普遍交往，但并未均衡地增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當前全人類的整體利益、核心利益為旨趣，力圖消解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叢林法則、贏者通吃的思維定式，消弭原有的不公正的依附從屬型國際秩序。

具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匯聚，具有內化和外拓兩個角度。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不斷豐富、踐行，中華民族共同體借由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世界文明花園中綻放，三者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時空情境中融為一體。

結合上述，當代中國人權觀在論證范式上以交往商談的主體間性關系為特色，在觀念導向上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引，在形式載體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依托。就時空定位而言，關系性人權觀蘊含于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融匯了國際人權理論與中國本土哲學，促使中國人權研究的著眼點上升至人類人權文明。就時空范疇而言，當代中國人權觀具有全球化與本土化兩個向度，借鑒、吸納世界其他優(yōu)秀文明成果，同時作為人類人權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時空中向外延伸、拓展、交匯。是故，當代中國人權觀不僅豐富了人類人權文明，而且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塑造中國形象提供了溝通橋梁。

二、歷史之維：中國人權發(fā)展的時空脈絡

人權具有時空性，與過去自我的交互對話是當下時空得以不斷建構的主要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雖然“人權”一詞是“舶來品”，但是衍化至今的人權概念不僅凝結了西方近現代政治文明的精粹，而且與燦爛悠久的中華文明遙相呼應。從時空建構的現實歷史性質看，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人權領域的集中體現，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人權文明的“第二個結合”。相較于其他時空發(fā)展條件充裕的人權文明，當代中國人權觀在歷時狀態(tài)下呈現出延續(xù)性特征，在共時狀態(tài)下表現出壓縮性特征?；诖?，增強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理應回溯至中華民族古代文明、近代文明，進而在中國人權發(fā)展的時空脈絡中鑄造現代人權文明。

(一)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賡續(xù)傳承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認同。從文化類型學看，中國具有文化認同型國家的基本屬性，表現為以文化認同推進現代國家建設目標。中華文明是現今人類文明中唯一一條未曾割裂的文化根脈，古代中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人權”一詞，但是人權的思想因子并未絕跡于中國古代的思辨哲學。相反，在時空分布上，自主性的文化傳統(tǒng)和統(tǒng)一性的國家形態(tài)衍生出獨具特色的人權理念。

中華文明含有基于本土傳統(tǒng)內生的文化主體性，豐富了集體主義人權觀的歷史內涵。從具體時空看，中國思想的連續(xù)性不僅顯于先哲圣賢的學說主張中，更隱含在古人為之作論證的說理策略中，即學派歷世更迭而論述一以貫之。例如，古代中國的人權思想經常運用“民”“群”闡釋人權保障的應然性和必然性。一方面，民本思想貫穿于歷代治國政策。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思想的核心始終是民的生存保障問題，統(tǒng)治者圍繞“重民”“愛民”“保民”的治國原則展開一系列制度試驗。另一方面，“群本位”思想扎根于家國同構的古代社會。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個人與家庭、宗族之間存在互賴關系，個人必須通過群體增強自身抵御風險侵擾的能力。而以親緣、地緣為標識的社群網絡將分散的個體聯通、覆蓋，個人只能在群體本位的倫理關系中確定自己的位次。這種根深蒂固的人倫思維在后世不斷強化，社會群體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邏輯。

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中央國家的形成過程緊密相連，蘊含著深刻的團結精神與國家意識。共生共榮的民族結構與高度統(tǒng)一的國家形態(tài)為人權思想積淀提供了安穩(wěn)的時空環(huán)境。首先，民族記憶的鑄造與再現增強了成員向心力。作為“中國”的具象符號，中華民族于自在民族階段就已形成多元一體的分布格局，其以漢族為凝聚核心，向周圍其他民族輻射、聯結與融合。中華民族在中華文明歷史敘事中刻畫的集體記憶，成為中國人身份確認和情感歸屬的基礎，從而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密度。其次，領土意識的確立與鞏固增進了文化認同。中華文化起源于中華大地，中華民族的主要生存空間坐落于東亞大陸地區(qū)，人口集中于長江、黃河沿岸的平原、高原地帶。雖然地理上的“中國”變動不居，但是華夏民族的活動版圖相對固定，強調整體、關聯的思維方式由此而生。最后，穩(wěn)定的時空結構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產生了不同于西方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人權思想。中國人對普遍意義的追尋在于構建“以類觀之”的共同體意識，推崇同一、整全、相通。中國人權思想傾向于從超越性的世界觀理解人類，國家是社會建設、信仰共塑最重要的承擔者。

概言之，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中國古代人權思想的歷史傳承，凝結著厚實而豐碩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民本位”與“群本位”思想以自洽的邏輯論證和豐富的歷史著述，嵌入當下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的辯證分析之中。在歷史時序中形成的民族結構與國家形態(tài)，通過集體記憶和疆域厘定構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合作關系在整全團結的文化基因中得到推演。中華文明內生的文化主體性和時空穩(wěn)定性，鑄造了以人為本、群己和諧、多元一體的當代中國人權觀。

(二)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近現代探索

中國近現代人權史是一部啟蒙與救亡、爭鳴與改革的探索史，為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學理論述增加了經驗活力。囿于外部世界的高壓與原有秩序的瓦解，近現代人權發(fā)展呈現出明顯的時空壓縮特點。比之于西方人權理論的自覺興起與廣泛傳播，20世紀的中國人權思想因缺乏寬裕的時空環(huán)境而略顯局促，傳統(tǒng)與現代被迫擠壓在狹小的時空范圍內，人權思想映現出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的交織。

其一，在近現代發(fā)展進程中，傳統(tǒng)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接續(xù)并存，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匯集、大沖撞、大綜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復拉鋸，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學說思潮相繼涌入，“西學東漸”成為時人跨越壓縮情境、以期救亡圖存的重要途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同時改造，現代化、工業(yè)化、城市化同時進行。是故，西方國家以代際遞進演變的人權發(fā)展模式，在近現代中國呈現出一種共時共存的時空特征。特殊的歷史國情孕育了獨特的發(fā)展道路。經過歷史的淬煉，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空間因素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傳統(tǒng)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三者擇優(yōu)綜合的結果，并結合實踐成本予以高度的制度創(chuàng)新、機制創(chuàng)新。從時間因素看，時空壓縮意味著不同時段的社會進程、社會矛盾必須在較短的時空范圍內完成整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妥善處理各個發(fā)展時段的基本關系與主要矛盾，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一偉大夢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二，在人權思想交鋒過程中，連續(xù)性和非連續(xù)性彼此纏繞、相互映襯。19世紀末，“人權”這一語詞經由日本學者譯造后傳入中國，人權概念在運用上體現了人權價值理解的非連續(xù)性，在內核上詮釋了傳統(tǒng)人權思想的連續(xù)性。一方面，對接連遭遇挫折和失敗的近代中國而言，過往信念的崩塌與現時苦痛的逼迫使得中國學者試圖借助與傳統(tǒng)人權觀徹底決裂的方式，尋求“西式成功”的替代性方案。然而，為突顯反抗色彩和適配國民性改造，近代知識分子在轉譯人權理論時將“人權”與“民權”混用，“人權”之釋義亦與原初的自然法概念大相徑庭。再者，近代人權研究，通過人權實踐以偶發(fā)人權運動的方式展開研究。鮮有學者全面系統(tǒng)學習人權基礎理論，通常是某一人權事件發(fā)生后開始撰文反省、抨擊，研究成果隨之表現出明顯的高潮間隔。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權言者借來了西方詞匯，但消化的方法仍是中國的。在轉譯國外人權理論時，中國知識者“不自覺地遇上自己本來就有的上述集體主義的意識和無意識”。西方早先建構的啟蒙思想沒有被全盤吸納，中國人利用民本主義與人權話語進行聯想，將“中國性”的觀察、見解遮蔽于“人權”的政治訴求之內，以人權審視、觀照、解決中國問題。而近現代人權理論的擴散與反思，也使得傳統(tǒng)人權文化的價值和精髓愈加明晰。

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因與中國現實相契合、與中華文化相貼合而成為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指導思想。近現代人權史的艱難探索與思想交鋒是于壓縮中求發(fā)展的典例，對當代中國人權觀有著深刻的鏡鑒意義。

(三)新時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的復雜語境

“兩個大局”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對世情國情作出的精準研判，也是新時代以來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時空語境。“兩個大局”界定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歷史方位與時空態(tài)勢，彰顯了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戰(zhàn)略定力。

從中國觀世界，“兩個大局”廓清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時空方位與前進坐標。坐標即認識事物的進路，“兩個大局”雖然可以從個人、中國、亞洲與世界的變動坐標中獲得復式理解，但是中國坐標仍是理解這一命題的核心。故而，化約至中國人權領域，變局和全局的雙向演化擢升當代中國人權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就空間廣度而言，“世界”和“中國”是兩個息息相通的人權話語場域，全球人權治理體系變革之廣泛不受地區(qū)與范圍的限制?，F行國際人權秩序正在面臨原有話語體系搖搖欲墜的應用困局，人權雙重標準、人權干涉在全球化中大行其道，人權基本權利清單的泛化使得人權的道德內核與邊界劃分趨向模糊。就時間尺度而言，“百年”和“復興”帶有時段限定與未來暢想之意蘊，為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以“復興”參照“百年”節(jié)點，中國人民的精神需求、環(huán)境要求日益提高，城鄉(xiāng)差距、區(qū)域差距、收入差距拉大，以自由權、社會權和集體權為指向的三代人權并行演化。就定位高度而言，以“戰(zhàn)略”回應“未有”，更彰顯中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底氣和決心。唯有從戰(zhàn)略上保持政治定力與堅定人權自信，方能面對國際力量的深刻調整與人權事業(yè)的加速演進。據此所述，“兩個大局”之廣度、深度、高度催生出當代中國人權觀，一種從思想深處形塑人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國世界觀。

以時代言中國，當代中國人權觀準確把握和統(tǒng)籌推進了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動態(tài)看，“兩個大局”中均蘊藏著變量因素，大國政治的深層博弈與科學技術的快速更新正在加劇全球發(fā)展的不確定性、不穩(wěn)定性。從靜態(tài)看，“兩個大局”中含有恒量因素。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變，蓬勃發(fā)展的中國成為世界和平發(fā)展的壓艙石。這種縱橫交錯的時空場景使得當代中國人權觀具有因時而易、順勢而為的哲學特征，是合目的性與合規(guī)律性的辯證統(tǒng)一。一方面，審時度勢，統(tǒng)籌國際國內人權格局的時機與態(tài)勢。當代中國人權觀與“兩個大局”的互嵌性，使其可以正確辨識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的寶貴機遇與風險挑戰(zhàn)，從而化危為機、開拓新局。另一方面，用時造勢，創(chuàng)造于己有利的話語情境。人權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名詞，也是提升話語勢能的重點領域。當代中國人權觀通過創(chuàng)建議題聯結、納入集體表達、適應權威平臺等方式，構建人權話語勢能，推動人權理念的國內普及，占據了人權道義的制高點。換言之，立足全局、應對變局、謀劃勝局，便不可缺少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時勢判斷和話語塑造。

簡言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變局和全局的時勢論斷驅使當代中國人權觀持續(xù)衍生轉化，后者也為鞏固人權話語質量優(yōu)勢、促進時局平穩(wěn)轉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添思想動力。

統(tǒng)合上述，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歷史維度涵括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國近代思想史以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其以中國古代思想內生的文化主體性為根基，以近現代中國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艱難探索為鏡鑒，以新時代“兩個大局”的時勢轉變?yōu)轵寗?，賦有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家國情懷與民族意識?？v向上看，當代中國人權觀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脈呈現賡續(xù)狀態(tài)；橫向上看，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現代文明分別表現出文化壓縮、時空壓縮、時勢壓縮的特點。當代中國人權觀集人權文明精粹、人權思想爭鳴、人權事業(yè)發(fā)展于一維，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之魂脈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根脈的有機貫通、守正創(chuàng)新。

三、實踐之維：當代人權敘事的時空演繹

當代中國人權觀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馬克思曾提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是人的發(fā)展空間”等時空論斷。在他看來，人可以通過勞動實踐對自然時空再澄清、再揚棄，使生命時間、閑暇時間轉換為人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社會空間。實踐活動的總結、調整、改變，將助推當下時空結構朝著順應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方向演進。中國人權觀念在人權實踐的“漸進迭代式提升”中擴充豐盈，人權實踐在支撐、沉淀人權話語的同時也在促生、激活人權理論。當代中國人權敘事的歷史性成就，可以歸納為政治立場、關鍵路徑與功能保障三個層面，分殊出人民主體觀、發(fā)展人權觀和人權治理觀等三種具體價值觀，三者以線條性、結構性和復雜性的時間轉換為背景，共同演奏出中國人權與時代履踐的交響曲。

(一)政治立場：基于人民主體觀

人民性是中國人權事業(yè)最顯著的特征，人民主體是中國人權法理的核心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回答了中國式現代化為了誰、依靠誰等根本問題，映襯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價值旨歸。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在宏大的時空格局中塑造并鞏固了人民主體觀，人民至上的思想導向推動著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向呵護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權利、維護人的尊嚴邁進。

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當家作主具有內在一致性，中國共產黨是人民主體觀的倡導者、支持者和踐行者。黨的百年奮斗史，是一部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fā)展人權的革命史、建設史、改革史。從宏觀上看，時空節(jié)點的刻寫與階段任務的標識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依據。時空敘事是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的一種思維方式，其擅于運用“古今中外”的基本框架探問時代機理，以時空之經緯把握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理論與實際。同時，中國共產黨將人權行動計劃與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銜接，強化時間階段的儀式感與責任感。從中觀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有效保證了全體人民享有最真實、最廣泛的權利與自由。就權利連續(xù)統(tǒng)結構而言，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治權和領導權的統(tǒng)一。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各項制度原則，將人民意志上升為黨的意志，并通過憲法和法律加以表達，從而實現人民主權、人民民主。從微觀上看，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黨治國理政的一切工作。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主心骨，發(fā)揮著總攬全局、協(xié)調各方的作用，帶領人民成功開創(chuàng)、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高效的聚合能力。質言之，時空規(guī)律、民主政治與執(zhí)政興國三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深度整合、有序運轉。

人、人民與人權具有指涉重疊性，中國人民是人民主權觀的參與者、促進者和受益者。“人民”之內涵因學科視角、應用場景與宣傳目的不同而存在論爭，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代“人民”概念的使用范疇正在轉向集合性、納入性、廣延性。人民與人權的結合，要求在關照社會成員價值期待的同時，回應社會有機體的政治考量，是對虛無縹緲、碎片抽象的“人”的再一次祛魅。“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將人民置于主體地位，將人民福祉作為衡量時空正義與否的標準。一是時間正義，人民主權觀主張以人民利益為出發(fā)點，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為人權保障的目標追求。政府通過完善教育、醫(yī)療、就業(yè)、住房、養(yǎng)老、扶幼等民生舉措，讓全體人民共享發(fā)展成果，有充足的自由時間提升自我、幸福生活。二是空間正義，人民主權觀堅持以系統(tǒng)性思維謀劃人權建設，確保人人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人權。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不僅體現在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還體現在婦女、兒童、老人、殘障人、少數民族等特殊群體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因此，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強，取決于人的自由時間與發(fā)展空間是否得到切實保障。

概言之，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以人民為中心”這一人權命題，不僅使中國人權道路從此具有清晰的戰(zhàn)略指向，而且將人權思想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相融通，拓展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主體內涵。

(二)關鍵路徑：基于發(fā)展人權觀

在發(fā)展中保護和促進人權，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實踐要求，也是充分實現人權的關鍵路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國逐漸摸索出一條“以安全守護人權、以發(fā)展促進人權、以合作推進人權”的人權發(fā)展道路。依此而生的發(fā)展主義人權觀，為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了前進航向、描刻了行動軌跡。

歷史證明，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走符合本國國情民意的人權發(fā)展道路。一方面，發(fā)展根植于本土實際。時間與空間的互動轉換是遞歸的，綿延運動的時空場景無法全盤復制再現，因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權發(fā)展模式。生搬硬套、簡單模仿的背后，隱匿著對人權時空觀的誤讀與忽視。另一方面，現實問題需要發(fā)展化解。區(qū)別于循環(huán)史觀與進步史觀，中國人權實踐是結構敘事與序列敘事的有機結合，激生出以發(fā)展促進和改善民生的發(fā)展人權觀。從結構敘事看，客觀現實的時空形態(tài)是不同社會時空的組合，表現為積累性、多樣性、主宰性與矛盾性纏結的復合時空觀。國際輿論場域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與現實困頓之間的落差，本質上都是不同社會機制的時空競爭。從序列敘事看，社會發(fā)展被視作維持給定時空平衡、調節(jié)覆蓋性法則轉化的積極力量。以新質生產力為著力點的高質量發(fā)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指向構建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xù)、更為安全的發(fā)展格局。簡言之，結構敘事與時間敘事的耦合，驅使時空格局中的弱者通過發(fā)展新質生產力向強者轉換，從而保持社會時空系統(tǒng)內部的張力均衡。

以生存權、發(fā)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以人民幸福生活為最大人權，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價值輪廓。就類別特征而言，發(fā)展權可分為作為手段的發(fā)展權與作為目的的發(fā)展權，前者以人的生存為先決條件，后者指向人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美好生活。就層階次序而言，生存權、發(fā)展權與幸福生活權共筑起人權價值體系的權利框架。其以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為基底，在幸福目標的價值導向中協(xié)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huán)境權利，整體推進人權事業(yè)。就意象修辭而言，三者均是發(fā)展人權觀的時空隱喻，必須借助時間與空間的經驗感知加以理解。權利次序的隱喻表達受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所限，折射出發(fā)展人權觀的“時空特性”。一是認識論層面，當代中國人權觀關于人權與發(fā)展的認知超越了傳統(tǒng)憲法理論中的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之意涵在于培育具有內生發(fā)展動力的社會公民，從而彰顯和捍衛(wèi)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與尊嚴，并以此區(qū)別于西方福利國家理論。二是方法論層面，以發(fā)展促人權強調突出發(fā)展權利的連帶性質和補充性質。從解決超大規(guī)模人口的溫飽問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實施鄉(xiāng)村振興奔向共同富裕，發(fā)展原則、發(fā)展思維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權建設，發(fā)展理念的開放性也為新的權利生成提供了空間。是故，當代中國人權觀因生存權、發(fā)展權與幸福生活權的體驗敘事得以充盈。

統(tǒng)言之，當代中國人權觀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以發(fā)展促進和保護人權。結構敘事與序列敘事的耦合，催生出與國民民情相貼合的發(fā)展人權觀。由生存權、發(fā)展權與幸福生活權構筑的價值體系，揭示了發(fā)展人權觀的時空隱喻，從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擴寬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時空內涵。

(三)功能保障：基于人權治理觀

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權治理觀發(fā)軔于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治理實踐，主張將人權理念融入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中。隨著數智化、網絡化的持續(xù)推進，傳統(tǒng)的、均質的舊有時空觀加速瓦解，全新的時空秩序正在徐徐展開。面對實踐過程中的時空嬗變，人必須調整自己的意志與機能，重新建構現實世界的時空秩序。因此，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人權治理觀，歸根結底在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功能設計，保障人權事業(yè)的平穩(wěn)發(fā)展。

法治是人權治理最有效的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保障人權。人權與法治具有構成性關系，人權治理觀把人權納入國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實踐之中，將人權作為國家治理的優(yōu)先價值與主要內容，以人權思維營造良法善治的社會環(huán)境。人權與法治的結合，既體現了世界各國法治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彰顯了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時代特色”。一是法理層面。維護“人的尊嚴”，不僅是國際人權憲章的價值共識，而且是人權法的普遍法理。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人權的義務主體，是以人權法理支撐國家權力正當性的憲治敘述。二是法律層面。國家通過部門法切實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環(huán)境權等各項權利，將人權理念導入各類法律文件，是人權法理規(guī)范化、具體化的真實寫照。三是法治領域。中國的法治建設與人權事業(yè)交相輝映，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于立法、執(zhí)法、司法、守法的全鏈條、全過程。質言之，描述性的人權治理觀將人權保障作為國家治理的價值旨歸，規(guī)范性的人權治理觀融貫于全面依法治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

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是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的行動要求，更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題中之義。從時代主題看，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依然強勁。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將大國關系理解為征服與壓迫，本質上是對時空系統(tǒng)自身彈性的歪曲，忽視了國際力量真誠相待、互利互惠的可能性。從時空表達看，發(fā)展中國家需要傾訴、批判的時間與空間，但舊有國際秩序并未給予其相應的可用于自由表達的時空環(huán)境。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不僅是為了保存、增加己身發(fā)展的時空容量，而且在于創(chuàng)建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世界時空結構。從實際舉措看，中國深度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廣泛開展國際人權合作，有效促進國際人權事業(yè)發(fā)展。中國先后批準或加入了30余項國際人權文書，其中包括6項聯合國核心人權條約；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援助，多次參與安理會維和行動；與周邊國家共建“一帶一路”，主動同國際社會分享自身減貧經驗；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多次載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發(fā)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等決議案獲得通過?？梢姡敶袊藱嘤^致力于擴展時空存量，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fā)展。

概言之，當代中國人權觀通過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塑造公平正義的時空秩序，從而推進人的現代化。國家人權治理之重點是依法保障人權，將人權理念融入“法理—法律—法治”的三元互動。全球人權治理之目的在于創(chuàng)造公平正義的話語時空，破解國際人權領域的“治理赤字”，使中國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

歸納上述，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實踐維度體現為人民主權觀、發(fā)展人權觀和人權治理觀，三者關涉到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政治立場、關鍵路徑與功能保障，共同證成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合理性與合規(guī)范性。一方面，當代中國人權觀因中國場域、中國經驗與中國文化而具有合理性。三重實踐觀的形成伴隨著中國人權建設的時空轉換，深受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影響，借助慣習的反思能力作用于人權實踐。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人權觀通過社會實踐獲得集體承認，以此融入多重形態(tài)共存的國家法律體系。三重實踐觀將人權共識導入社會互動的基本規(guī)則體系，使人權理念與社群法秩序相結合，闡明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內部規(guī)范性。因此，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人權普遍性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生動詮釋，是理論與實踐、價值與規(guī)范的統(tǒng)一。

四、理論之維：建構性人權觀的時空重塑

用理論思維進行知識生產，需要在總結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反思已有的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命題，賦予其新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和文明內涵，從而搭建起新的學術體系。就建構性人權觀而言，何以把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寶貴經驗提升為學理性的中國理論，理論思維與人權事業(yè)的結合至關重要。從概念規(guī)定看，人權與時空相互建構，即時空建構了人權，人權亦建構了時空；從時代坐標看，人的存在因科技而被重新定義，絕對真理和權威被反復質疑，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多元、多維、多中心的復數思維；從文化考察看，中國人權話語不但不拒斥現代人權文明，而且是多元文明的組成部分。中國不應是被描摹、被觀察的客體，而是與其他文化體并立的、自主的對話主體，有理由成為一種兼具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價值、立場和方法。要言之，面對紛繁復雜的時空情境，當代中國人權觀需要從認知、主體與方法三個方面重新建構人權理論，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義”與“自我東方化”的話語困境。

(一)認知重構：開放性人權觀

保持思想認知的開放性是豐富當代中國人權觀、增強中國人權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一個面向未來、不斷發(fā)展的理論體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人類人權文明的精神碩果為其完善發(fā)展提供了不竭之源。

作為一種態(tài)度，開放性人權觀以自信包容為主要內涵。從外交形象的生成原理來說，主權國家外交形象建構可以回歸至“實力—身份—話語”三維分析框架，其中實力外交與大國身份指向以和平、寬容為氣質的外交影響力與國際形象，話語傳播指向跨越自塑和他塑鴻溝、超越極化思維的敘述主動權。從時空系統(tǒng)的因果關聯來說，認知開放包括歷史自信與空間包容。一方面，人權文化自信是開放性人權觀的前提。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指導下，人權文化自信的對象性基礎組成了一種“塔式結構”，其以博大精深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基底，以近代中國革命文化和人權爭鳴為中堅，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一系列重要論述為統(tǒng)攬，三者形成聚合效應。另一方面，復線時空敘事是開放性人權觀的標志?；厮萑祟悮v史，人類文明多樣性從未被單一性所取代。宣稱世界歷史必將終止于自由民主制的“歷史終結論”背后，是僵化的、激進的線性時空觀。人類現代化歷程已經證明，現代性并不會帶來社會結構的“趨同”，相反，未來世界是一個包括西方現代性在內的多元文明共生共存的社會形態(tài)。因此，當代中國人權觀必須以開放的姿態(tài)融入人類人權文明，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zhàn)。

在時間彈性增加、空間限制縮減的現代社會，人權認知的開放性指涉四對動態(tài)的時空關系。一是人權普遍性與文化特殊性。在道德話語中，根植于具體環(huán)境的厚實價值觀比單薄價值觀更為穩(wěn)固，但也更難以達成共識。推動“還未通約”的人權觀念向普遍共識邁進，需要不同群體相互承認并尊重對方的規(guī)范性能力，以坦率的心態(tài)進行廣泛接觸。同時，為了提高深層價值觀爭議的共識實效性，各方還應當針對特定語境綜合調整策略手段、基礎依據和憑借觀念。二是全球化與本土化。時空普遍性與其他空間的耦合關系，使得基于地方歷史、文化、習慣的人權觀念逐漸向外輻射，形成人權的全球化。但是，人權最終要面對本土問題，人權話語除了言說人權規(guī)范與人權標準，更是一種可應用的資源及賦權手段。換言之，只有當人權支持并促進本土自定義尊嚴和美好生活訴求時，其說服力和解釋力方能獲得最大體現。三是中心和邊緣。相較于“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差序劃分，現代世界體系呈現出明顯的“多中心”流動特征。邊緣空間不再是經濟權力的底層，而是蓬勃發(fā)展的交叉地帶，孕育著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四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根據流速快慢，時間可以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三個層次，即地理時間、社會時間、事件時間。全景式、非勻速的時間觀既關注制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深層因素，也關注群體的周期變化和個體的紀實縮影，人權觀念的開放程度在復合時空節(jié)奏中得以丈量。

簡言之，作為一個開放的、發(fā)展的理論體系，當代中國人權觀在認知上強調自信包容，在范疇上包括普遍人權和特殊人權、人權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心區(qū)域和邊緣區(qū)域、線性時間和復合時間四對時空關系。認知重構的意義在于打破陳舊的、封閉的思維范式，進而筑牢文化之本，增強思想定力。

(二)主體重構：合作性人權觀

合作性人權觀是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從人權概念看，人權具有防御與合作雙重屬性，后者與中國式現代化人權理論最相契合。從人權主體看，當代中國人權觀秉承互利共贏的價值觀，倡導多元主體在平等共享的基礎上對話協(xié)商，以合作促進、保障人權。

在一個風險社會，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作是多元主體免于身份恐懼、獲取行動自由的發(fā)展之道。鮑曼(Bauman Z.)指出，現代社會的生存現實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同群體的團結，為應對未知風險、保存自由個性搭建了“庇護所”。因此，由征服和改造定義的主客思維逐漸轉向以平等和共享為意涵的合作思維。一是平等合作。根據社會關系，合作性人權觀可以分化出兩重倫理屬性，即普遍超越的“意圖倫理”和現實功利的“責任倫理”。作為哲學本體的意圖倫理，源于契約關系的初次授權，強調普遍的、絕對的平等價值；作為道德規(guī)范的責任倫理，表現為憲法、法律的再次授權，強調形式與實質、權利與義務相統(tǒng)一的主體平等。二是共享合作。共享精神是兼性思維的體現，合作性人權觀的兼性特征包括主體與話語兩大元素。從兼性主體來說，共享指向多元共在、寬裕廣博的闡釋者，如公民、民族國家、公司法人等；從兼性話語來說，共享指向闡釋內容的語義創(chuàng)生和語用實踐，如具體人權的兼容陳述、商談策略的兼化共識。質言之，尊重和保障人權既需要各方主體平等參與、共商合作，又需要以兼性思維共同交流人權理念、共同分享人權發(fā)展成果。

中國式現代化人權理論的主體重構包括國際合作、社會共治和人際和諧三個層面。首先，國際層面指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惠合作。當前，以發(fā)展為主題的國際合作呈現出主體多元化、目標多樣化、機構多重化等特點，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國際組織的合作范式除了資金單向流轉的“垂直范式”與資源雙向傳導的“水平范式”，正在形成知識多向互補的“交互范式”，國際發(fā)展共同性的增加使得獨立自主、普惠共贏的國際合作成為可能。其次，國內層面指涉國家公權力與社會公權力的共治合作。就國家而言，人之潛在、必然、持久的脆弱性附著于現實歷史的各種境況，更平等的分配體制和更穩(wěn)健的人權保障需要一個更加作為、更加負責的積極國家。就社會而言，市民權利和政治國家的二分結構難以適應社會變遷產生的，具有事實性、公共性和支配性的私主體權力，人權的防御功能不僅在于制止國家公權力對公民自由的侵犯，還包括防止社會公權力對基本權利的侵害。換言之，人權合作既是公民和國家的相互承認，也是個人權利、社會公權力和國家公權力的三元聯動。最后，人際層面指涉人與人之間的協(xié)調合作。從個體人權到集體人權，命運共同體建立在人人享有普遍的、不受他人干涉的尊嚴和自由之上，人權實現離不開每一個“現實的人”的和諧共處。

概言之，當代中國人權觀的主體重構可以析分出平等合作和共享合作雙重意涵，歸整出國家合作、社會共治和人際和諧三重面相，倡導以兼性思維容納多元參與者，促進多層次、多領域、多方面的人權合作。

(三)方法重構：適切性人權觀

適切性人權觀，指稱的是以實踐基因和發(fā)展維度為理論特征的實踐主義人權觀。“中國的連續(xù)性從無斷裂，其關鍵之存在論理由是，中國是一個以‘變在’(becoming)為方法論的文明，而不是一個固守其‘存在’(being)本質的文明。”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舊邦新命”，當代中國人權觀必須將人權命題與時代主題相結合，建構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符合人民美好期望的人權理論。

以變而在是一種自我革新、與時俱進的價值觀念，適切性人權觀的核心在于推動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中國化、時代化。其一，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時代化是適切性時空觀之要旨。就價值詮釋而言，適切性人權觀兼顧表意與表達，將創(chuàng)作者原意置于優(yōu)先地位，追求意義理解的還原同一。就文化創(chuàng)新而言，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因此，時空意義上的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權理念。適用、釋明當代中國人權觀時，也必須回歸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其二，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中國化是適切性時空觀之主旨。何以中國化，既要“以中國作為方法”，把中國和西方都視為世界的構成要素之一，從中國自身認識中國；又要“以世界作為方法”，以世界為標準、榜樣來斟酌中國現時目標的到達程度，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在自己的時間、空間內擁有充實的自我”，摒棄以往仰視或俯視異質人權文明的自卑自傲心理，平視、正視中國人權文明固有的、內生的前現代因素。另一方面，要重置社會結構的時間性，根據社會實踐的辯證運動與生產方式的客觀情況，靈活協(xié)調中國人權建設中的制度、文化、歷史、政策等結構要素。簡言之，人權理論的時代化與中國化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方法內核。

從適切性人權觀看，人權本土化之路徑探賾涉及人權發(fā)展的時空建構。壓縮語境下的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需要聚焦兩種方法，即時空的宏觀延伸和時空的微觀拓展。一是宏觀層面的理論延伸，將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當代中國人權觀向上可以觸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權因子與近代以來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寶貴經驗，向外可以接觸異質文明的人權理論與實踐，包括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與人權發(fā)展模式，向內可以汲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養(yǎng)分。時空延伸不僅給現存時空帶來了信息增量，而且為擴大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影響力、構筑中國式現代化人權理論奠定了基礎。二是微觀層面的治理拓展，側重于信息時代、網絡時代的個案人權保障。從微觀時間看，當代中國時間觀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現代時間觀為主體，傳統(tǒng)時間觀和后現代時間觀隨之共存的時間并置現象。從微觀空間看，空間的折疊化、虛擬化使得公共領域的邊界漸趨模糊，虛擬場域與現實場域相互滲透。人權治理既要關注數字空間中個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又要為個人的生活敘事、公意表達開辟新環(huán)境、創(chuàng)設新契機?？傊?，理論延伸和治理拓展不僅有助于緩和緊張、局促的壓縮時空，而且為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本土應用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

要言之，適切性人權觀是動態(tài)時空所建構的、因時地而制宜的人權方法論，具有中國化、時代化兩個視角，聚焦時空系統(tǒng)宏觀延伸和微觀拓展。順時而變是中國人權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人權的本土化并非故步自封，而是實事求是、與時偕行。

歸納上述，從中國人權實踐上升至中國式現代化人權理論，當代中國人權觀需要保持認知的開放性、主體的合作性與方法的適切性，以此重塑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時空情境。就抽象范疇而言，時空建構下的人權理論具有自信包容、平等共享和與時俱進三重內涵。人權文化自信和廣博寬容的思維方式增強了人權交流的理論定力，平等價值和團結精神厚植了人權建設的理論合力，時代視角和中國視角的加入增進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理論活力。

代結語：當代中國人權觀“四位一體”維度的體系構造

綜上，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中國人權文明的思想核心，是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中國人權事業(yè)、中國人權保障實踐與中國式現代化人權理論的價值提煉。時空建構下的當代中國人權觀，在學理上可以歸納出世界維度、歷史維度、實踐維度和理論維度四重面相，形成“四位一體”的邏輯構造。這主要體現為如下幾點。

其一，“以世界為方法”，世界維度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共時性延伸，向外觸及異質多元的人類人權文明，為歷史維度、實踐維度、理論維度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其二，“以中國為方法”，“歷史—實踐—理論”的復合敘事為當代中國人權觀注入了不竭的動力之源。其中，實踐維度是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元視角”，歷史維度是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的歷時性延展，理論維度是中國人權保障實踐的凝練與升華，三者相輔相成。

其三，在時空建構下，“以世界為方法”的世界維度，為“以中國為方法”的“歷史—實踐—理論”維度提供了參考視角；后者則為前者構塑了人類人權文明之下的當代中國人權觀范式。二者為互補與互構關系。因此，通過對時空系統(tǒng)的外部觀察與內部反思，以上四重維度，可以重構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價值內核與規(guī)范范式。

筆者把時空視域下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四重機理及其體系構造，以表格歸納如下(見表格1)。

如該表格所示，經過我們研究發(fā)現，就具象構造而言，我們可以將時空建構下的當代中國人權觀，提煉并涵括為四對關系、三個層面、兩種方法，即普遍人權和特殊人權、人權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心區(qū)域和邊緣區(qū)域、線性時間和復合時間等四對時空關系，國家合作，社會共治，人際和諧三個層面，宏觀延伸和微觀拓展兩種方法。其中，普遍性與特殊性、全球化與本土化、防御權與合作權、理論延伸與治理拓展整合于當代中國人權觀，為推進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構建人權學自主知識體系擘畫了學理藍圖。當代中國人權觀由復合時空建構，主要指向延伸、壓縮、轉換和重塑四種時空運動，分別呈現出共時特殊性、歷時普遍性、歷時特殊性和共時普遍性等四重特征。

從內容層次看，當代中國人權觀意蘊深厚、層次分明。一是作為人類人權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觀念和載體上倡導以關系理性為內核全人類共同價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作為“兩個結合”的時代轉化，在歷時面相上繼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精髓、整合近現代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復雜語境，在共時面相上深刻總結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寶貴經驗，科學概括當代中國人權實踐的歷史性成就。三是作為人權實踐上升至人權理論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在認知上倡導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在主體上強調合作的而非對抗的，在方法上堅持時新的而非守舊的。

從邏輯推理看，當代中國人權觀嚴格遵循馬克思“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思維路徑，是抽象普遍性與具體普遍性的統(tǒng)一。一方面，從人權文明、人權道路、人權事業(yè)與人權文化中提煉出時空建構的共時特殊性、歷史普遍性、歷時特殊性和共時普遍性，進而凝結至當代中國人權觀這一概念，體現出從一般特殊性到抽象普遍性再到具體普遍性的方法應用。另一方面，相對于普世主義人權觀的單一性、超驗性和虛無性，當代中國人權觀指涉自信包容、平等共享、與時俱進的人權價值觀，是具體普遍性的生動演繹，為差異共生的人權秩序提供了現實的、可適用的、非同質化的“交疊共識”。

本文的結論是：當代中國人權觀是一個開放、發(fā)展的理論體系，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人權世界觀，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中國化、時代化。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具體普遍性在文明對話、文化創(chuàng)新、實踐探索中不斷充實、不斷凝練，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豐富了人類人權文明。

（劉志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學者A崗特聘教授；何晨，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本文系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人權領域法理論研究”(項目批準號：24JJD820002)階段成果?！?/strong>

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is an open and evolving theoretical system. From a spatiotemporal viewpoint，it can be theoretically distilled into such four dimensions as the world dimension，the historical dimension，the practical dimension，and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which collectively form a“unified framework of four”of logical construction. The“world”dimension represents the synchronic extension of human rights practices，outwardly touching on the shared values of all humanity guided by rela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e“historical”dimension reflects the diachronic extension of China's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encompassing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plex context of modern human rights endeavors. The“practical”dimension serves as the“meta-perspective”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wher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stance for developing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theoretical”dimension focuses on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digenous human rights notions，emphasizing a set of values that are confident，inclusive，equitable，shared，and forward-looking. The“world”dimension of“taking the world as a methodology，”provides a reference perspective for“taking China as a methodology”narrative centered on the“historical-practical-theoretical”framework，while the latter injects a human rights methodology grounded in Chinese wisdom into the former.By integrating these four dimensions，a mor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core and normative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Human Rights Civilization；Human Rights Practice；Human Rights Endeavors

(責任編輯 葉傳星)